叶兆言 | 画牛的韩滉与晚唐的金陵王气
2018-09-20   大家


隋唐时期,打压南京这个城市,是北方朝廷的基本国策。打压有时候也未必完全有效,六朝之后,沉睡了两百多年,气尽山空的江宁小邑,不可阻挡地又繁荣发展起来。回顾中国南北朝的这段历史,如果说南朝东晋和宋齐梁陈,主要矛盾是解决境内南方吴人和南渡北人的对立情绪,逐渐消除了豪门和寒门之间的差异,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则是一直在处理民族冲突。北方汉人与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华夷纠纷趋于缓和,隋唐之所以能够伟大,因为在此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地完成了统一,王朝不再偏安。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会来。况且旧有矛盾也未必真解决了,许多问题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更严重。安史之乱是个重要转折点,民族矛盾阶级差异,又突然变得激烈起来。盛唐从此不再,开始无可挽回地走起下坡路。盛世说到头就到头,乱世即将再次来临,而南京这个城市,向来有个特点,越是乱世,越会获得机会,东吴是这样,东晋是这样,南唐包括后来的元朝末年,都毫无例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金陵王气。



安史之乱,唐明皇幸蜀图,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南京在隋唐后期,经济上有了十分明显的好转,就大趋势而言,它一方面在沉睡,一方面又在苏醒和崛起。自中晚唐开始,朝廷对于南京的变化,心情很复杂很矛盾,既十分需要江南的财政支持,又不得不时刻提防金陵王气的再次崛起。打压南京是持续的既定方针,事实上,隋唐期间,南京不仅惨遭城市降级,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三国时开凿的古运河,连接秦淮河和太湖水网的破冈渎被废除,太湖流域通往南京的运输干线也被掐断了。


无论是城市降级,还是古运河改道,整个江南地区对南京的认同,仍然没有改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总是让人无法想象。六朝时的梁元帝在荆州称帝,曾有朝议还都建康,当时有过一番针锋相对的争论,一些原来已在江陵定居的官员,因为家眷一直在荆州,“皆不欲迁”。


唯弘正与仆射王裒言于元帝曰:“若束脩以上诸士大夫微见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无定处,无所与疑。至如黔首万姓,若未见舆驾入建邺,谓是列国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荆陕人士咸云王、周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还都。


事实上,梁元帝没来得及还都南京,很快被杀。弘正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这就是说你若不在南京称王,不在这里好好显摆一下,大家就会觉得你只是“列国诸王,末名天子”。对南京的这种认同,贯串了整个隋唐,甚至还可以包括后来的宋元明清。金陵帝王州,不止是南朝遗民有这样的共识,事实上整个北方,包括唐王朝的宗室,都会持同样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永王李璘谋反,想以金陵为据点,而李白竟然不顾杀头危险,力劝处于危机的王室迁都南京。



《职贡图》,南朝梁梁元帝萧绎绘


必须要说明一下,在隋唐时期,以及后来的宋朝元朝,南京以及江苏这些常见地名,与金陵没有一点关系。有关系的只是江南东道和两浙,其中江南东道,又是从江南道划分出来。北方人看南方领土难免大大咧咧,在他们眼里,长江南面统统都叫江南道,觉得太大了,就再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唐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33年,江南东西道分置,江南东道其地辖为今江苏省的苏南,上海,浙江全境,包括福建全境以及安徽徽州,治所在苏州,共计19州。


二十五年后的乾元元年,也就是758年,感觉江南东道似乎还是大了一些,又继续拆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浙江西道领长江以南,至新安江以北的原江南东道地,包括今天的苏南,上海,浙北和徽州,即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歙州六州。因此,当时南京的地位,就是两浙之浙江西道之润州之江宁。浙江西道的治所,它的政府所在地,并非始终不动,事实就是,随着形势变化,行政辖区的变动,它也不断地在变动,治所先后为苏州,昇州,宣州,润州,杭州。


从颜真卿在南京当父母官一事,就可以看出唐王朝对这个城市的反复无常。一会降级,一会升格,全看朝廷的需要。唐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的12月23日,晋州刺史韩滉调任苏州刺史,同时兼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原浙西观察使李道昌,因为无能被免职。过了一年多,这个韩滉又升官了,改任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同时担任润州刺史和镇海军节度使。有许多头衔,今天也弄不太明白,反正此时的形势不太好,有点混乱,朝廷便把维护东南这一大片区域的安危,托付给了韩滉。



韩滉画像,宋程怀立绘


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能忽视。隋唐以前,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南京是当仁不让的南方中央政府所在地。隋唐以后,政治中心的痕迹给彻夜抹干净,随着时间发展,经济中心的地位正在确立。江淮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不断发展,已成为唐朝的主要财赋来源地。唐朝最著名的理财专家第五琦,向唐玄宗奏事时就说过:


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也就是说,今天要打仗,经济上全靠东南在支撑。当时的名士萧颖士,在给宰相崔圆的书信中,十分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今兵食所资在东南”。北方的经济正在迅速崩溃,藩镇一会叛一会降,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斗争始终不断,“东南财源”成为维持唐王朝统治的支柱。在中国大版图上,真正的北方人心目中,过了黄河都是南方,不是河南就是江南,过了崤山或者华山,秦地以外,统称山东,杜诗有“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在荆杞”,这个山东大得离谱。东南的中心城市,不管朝廷怎么抹杀,怎么降格,大家还是只认南京。


以南京为代表的东南则具有另外一种目光,在他们心目中,过了长江是江北,过了淮河是山东或者河南。山东和河南都属于中原,中原代表着北方,再往北去,对南京人来说,已遥远得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这么说,南京的经济地位,正是由北方的混乱造成,现在,要想维持北方稳定,江南的财源变得非常重要。早在颜真卿做南京父母官时,朝廷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二十年后,又将东南这一大片区域的安危,托付给了能臣韩滉。


南京的特殊地位,正在不可阻挡地迅速上升。韩滉出生在京城长安,他的父亲韩休当过唐玄宗的宰相。关于这个韩休,曾有一个“君瘦国肥”的段子,形容韩休的生性耿直。他当宰相,常常谏言时政得失,重色思倾国的唐玄宗每次稍有过失,便心虚地问左右侍从:“这件事韩休是不是知道?”常常话音刚落,韩休规劝的谏疏,就已经送到,唐玄宗因此闷闷不乐,人都为之消瘦。


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


左右侍从劝玄宗贬谪韩休,玄宗倒很开明,完全是一个明君的样子,可惜还是没有躲过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以后,京城长安起码又破了三次,大唐的皇帝一次又一次狼狈地逃离京城。安史之乱是唐朝的转折点。叛乱被平息了,众多在平叛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奖赏,归顺朝廷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帝王的强势不再,很无奈地任命了大批节度使,以至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朝廷采取的姑息政策,造成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其中河北和山东的藩镇,最骄横跋扈。


公元783年,受诏平叛的泾原兵五千余人途经长安,因为钱粮奖赏等借口发生哗变,一举攻陷了帝都长安,吓得德宗仓皇出逃。在唐德宗出逃期间,韩滉所在的东南地区,为平定叛乱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当时的李希烈叛军,派兵五万人围攻河南宁陵,韩滉派部将王栖曜带兵渡过汴河,击败李希烈部,大大缓解了危机,使得叛军暂时不敢窥伺江东。



唐德宗


唐德宗逃离长安,由于叛军割据,水陆交通断绝,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抵达梁州,可怜身上还穿着冬天的衣服,军队将士也是如此。坐镇南京的韩滉得知消息,马上派人往梁州献上四十担绫罗,除了运送绫罗,还给与叛军作战的李晟,送去百余船的粮食。《旧唐书·韩滉传》上有这样的记录:


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与江平。俾偏将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办,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


韩滉还在自己的辖区内,封锁了交通要道,关口桥梁都派兵驻扎。为了防止有人趁乱反叛,长江沿岸严防死守,禁止重要战略物资运出浙西境内。需要说明,这个浙西,是指当时的浙江西道,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同时训练了一支五千多人的水军,建造楼船战舰三十多艘,在长江下游巡航,展示军威。如果说当年李白劝唐王室南迁,还只是随口说说,装腔作势,韩滉却已经完全是玩真格。为了准备唐德宗渡江南来,韩滉下令拆毁了南京郊区的名人墓,拆毁了四十多所佛寺道观,用拆下来的石材木料,在战略要地修筑堡垒,将铜铁佛像和钟磬重新熔铸,制成兵器铠甲,从金陵到镇江的丹徒,楼城相连,严阵以待。


韩滉还下令用佛殿拆下的建筑材料,在石头城修建馆舍数十座,准备迎接唐王室。眼看着四百年年前永嘉南渡的一幕又要重演,好在叛乱终于被平定,出逃的唐王朝没有迁都南京,又重新回到了长安。韩滉为唐朝国祚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论功行赏,公元 784年,他加封为检校吏部尚书,数月后又再次加封检校尚书右仆射。


与此同时,朝中对韩滉的非议也接踵而至。唐德宗回到长安,有人称“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意思是说,韩滉想趁乱割据东南,刚刚经历过战乱打击的唐德宗,对此也颇多疑虑。好在有四朝元老李泌进言,这个李泌当时是宰相,拍着胸脯,以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为韩滉担保,说:


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


功高盖主从来都不是好事,所幸韩滉还是得到了善终,官职一升再升,很快又调回长安当起京官,入朝拜相,不久便病故,死得其所。在他身后,大唐虽然不再强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又延续了一百年。


关于这个韩滉,史书上对他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大书特书,对他的政迹谈得也不多。他更响亮的身份是艺术家,就像王羲之最后只是被当作了书法家一样。韩滉可以说是唐朝最著名的画家,他的艺术创作,仿佛著名的南京六朝石刻,在创作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成为稀世珍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苑图》,是流传有序的国宝之一,上有南唐官印“集贤院御书印”朱文墨印,有宋徽宗皇帝题 “韩滉文苑图”五字,并钤有“宣和”与“政和”朱文印,有宋高宗赵构钤“睿思东阁”朱文印,有元代大画家王蒙钤“王叔明氏”白文收藏印,还有明代大收藏家顾正谊和郭衢阶的印章。



韩滉的文苑图


《文苑图》有一说是韩滉的自画像,画了他与文友雅集的情景,这些栩栩如生的文友,也并非等闲之辈,除了画家自己,还有唐朝著名的诗人钱起和刘长卿。另外又有一说,画了王昌龄与诗友在江宁任所琉璃堂厅前聚会吟唱的雅集,共画十一人,僧一人,文士七人,侍者三人。与僧人对坐穿黑衣者为王昌龄,僧人为法慎,后段倚松者为诗人李白。现在见到的只是残卷,并不完整。世人熟悉的王昌龄,好像只是一位边塞诗人,不知道他曾经在南京当过八年江宁丞,这是一个很小的官,相当于常务副县长。


不管画了什么人,反正行家对《文苑图》的评语很高,“如流水行云,功力深厚”。尽管有不同解释,有争论,南京人更愿意相信,这张图的场景就在江宁,就是南京,因为它与南京相对的安宁气息很般配,显然是当时南方文人生活的现实写照。事实上,与人物画相比,韩滉更擅长的还是画动物,他的代表作《五牛图》,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诗人陆游曾盛赞其画:


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起辞官归里之望。



韩滉的五牛图


画人也好,画牛也好,与颜真卿留下的《天下放生池碑铭》一样,隋唐时代南京人,看重的并不是书法和绘画艺术。颜鲁公书法艺术有多高,韩滉《文苑图》是否价值连城,这些都不太重要。画中的场景究竟是不是在南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重要的是他们在南京当政时的政迹,对这个城市振兴起到的作用,对城市地位提升的贡献。正是从韩滉开始,南京在中国政治上的历史地位,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冷遇,又一次变得显赫,变得不能忽视,传说中的金陵王气,终于又一次开始暴露出它的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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