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阎长贵:八年秦城冤狱后"老实人"的悲壮结局
2018-09-17   野史鉴

作者:向继东


左一为阎长贵,右五为江青


今年(编者注:2009年)7月,一篇《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捞出来三个老舍?》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近年来,口述史因为与事件当事人密切相关而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这个新闻让人们重新打量口述史,思考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长期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向继东通过采访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先生,为读者展示那段历史的幽微之处,是值得肯定的尝试。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向: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为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看完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向:这个女演员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阎: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可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送去。我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说,这人是不是与您有什么关系 —当然,这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由此一场灭顶之灾就降到我头上。

向:伴君如伴虎啊。

阎: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向:是不是这个女演员知道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的事?江青对此很忌讳的。

阎:那不是的。

向:接着怎样呢?

阎: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向:当时心情很乱吧。

阎:当然啊。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向:汪东兴后来怎么跟你说呢?

阎: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向:到警卫连就没事了?

阎:事大了。当时老婆孩子还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见他们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下就变成被警卫战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吗?

阎:怎能接受?但也没办法啊。1968年1月9日这一天,我沦为“阶下囚”,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向:在警卫连还算比较宽松吧?

阎: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 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 “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向:你这时感到很害怕吗?

阎:当然害怕,而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呢?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呢?那时我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吗?说实话,我当时把他们都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的……

向: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阎:我当时年轻,又很单纯。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但不能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冥思苦想做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又想不起什么错,而且我在心里一直是忠诚于江青的。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意思是向我表明:对你要采取措施了。

向:你想到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阎: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向:本来不是出差,你怎么这样写?

阎:这是陈伯达口授要我写的,我只能照着写。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渴望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向:此前你听说过秦城监狱吗?

阎:没听说过,“文革”后才知道秦城监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

向:你说说刚进去的情形吧。

阎: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棉裤也是黑色的,没有扎带。

向:“没有扎带”是防止囚犯自杀吧?

阎:应该是的。等我换好了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代号?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向:当时你想给家里写封信吗?

阎:想啊,我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看着这些东西,脑袋涨得斗大,一点睡意也没有……

我后来知道,就在当天深夜,对我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我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向:“抄家”之后,对你妻子和小孩采取了什么措施?

阎:连夜由警卫部队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几个月。到了5月麦收前,在我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们送回山东老家。

向:回老家后怎么样?

阎:全家在农村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掘地、挖沟,什么都得干。我要特别感谢我妻子,当时有谣言说我劳改去了,也有人说我跑到苏联去了;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的前途应与我离婚,但她坚决不离,辛辛苦苦抚养着两个孩子。1968年秋天,妻子和她的妹妹,带着我小儿子找到钓鱼台,钓鱼台不让进;找到《红旗》杂志社,《红旗》也不管……

向:你在秦城没受苦吧?

阎:皮肉之苦倒没受过(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想看看书、看看报吧,没有,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毛选》合订本(是林彪送的)都被没收了。直到1969 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

向:秦城监狱生活怎样?

阎:早晨吃窝窝头、稀饭、咸菜;中午有时吃馒头或窝窝头,菜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晚餐也一样。米饭很少吃到。印象是没吃好也没挨饿。过春节可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

向:你在那里最感刻骨铭心的是什么?

阎:监狱是残酷的。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如方志敏就写了《可爱的中国》。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1、2、3、4、5…… 我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这顺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编成顺口溜。关于《矛盾论》的顺口溜有一万多字,可现在不记得了;关于《实践论》的有两千多字,因为出监狱后追记下来,现在还保存着,如开头几句:“人的思想哪里来?马列主义有言申,不是天公凭空造,亦非脑中自相蕴……”如果当时把这些顺口溜都记录下来,也许还有点意思呢。

向:李锐不是在狱中写出了《龙胆紫集》吗?

阎:我真佩服李锐先生,自愧弗如。

向:在狱中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阎:渴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向:你在秦城监狱待了七年多,总共提审了多少次?

阎:不过两三次吧,也没问什么紧要问题。监狱里的一切都是突然的,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我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对我连念了两遍。

向:你听了相信这是真的吗?

阎:怎么不相信?我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一天。当时我特别高兴,也不管到遥远而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改是什么滋味,因为我可以跨出牢笼了。心想,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里好。

向:决定让你去湖南农场了,你是否想到先回老家一趟见见父母及妻子儿女?

阎:我提出了,但未获批准,要我先到湖南去。到农场后,我不看天,不看地,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七八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当时,我恨不得一下飞到山东老家去,马上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

向:儿子读中学了吧?

阎:是啊。信发出第十天,我接到儿子写来的信,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老少三代终于团聚了。这是八年来的第一次。全家看到我还活着,高兴之情无法言表。短暂的团聚后,父母回山东老家了,妻儿则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农场五年,等来“彻底平反”


向:你在农场生活近五年,也很难忘吧?

阎:要我“到农场劳动和等待结论”,其实就是把我安排在农场,让我在农场安家落户。刚到时,负责押送的专案组的人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是真正到家了。”

但我不知家在何方。好在湖南西洞庭农场的领导和职工们,从我到农场的第一天起,直到五年后离开,他们始终对我很好,使我感到人间除了江湖险恶外,还有爱和温暖。

向:这个农场是劳改农场吗?

阎:不是。西洞庭农场是一个很大的农场。它始建于1955年,总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农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甘蔗等。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家属,共有三万多人,有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每个分场和农科所都有小学、初中,总场还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粮店、邮电支局等,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社会。

向:你是北方人,会干南方的活儿吗?

阎:农场领导很照顾我,把我的家安排在农科所。我不会干水田活儿,就不要我到水稻班,让我到棉花班劳动。农场还特别为我订了一份《湖南日报》,每个星期让我学习一天;生活上需要什么,农场都给我买。我的被褥、蚊帐以及安家用的锅、碗、瓢、勺等,基本上都是农场给我买的。

向:你的“结论”什么时候下来的?

阎: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此二人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向:你签字了吗?

阎:这完全是妄加的罪。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我把那位演员的信转给江青阅示,说我有缺点有错误,影响了江青的身体和工作,我承认,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不能接受。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这时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我自知辩解也无用,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

向:你的问题有了结论后,在农场生活有变化吗?

阎: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他见中央专案组给我作了这样一个结论,不便安排在宣传部,就和农场党委安排我去农科所学校教书。

向:你教过哪些课?

阎: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我还当过农科所学校校长。直到1978年,我才调去农场宣传部工作。

向:农场党委对你是很器重的。

阎:是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洞庭农场!我这次来湖南纯粹是为了看看当年的老领导老朋友。我跟人说: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我的案子后来转到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在1979年9月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回《红旗》。

向:终于柳暗花明了。

阎: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都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我解决了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的“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都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是好人!他太老实了!”

向:其实老实人的悲剧往往是悲壮的。

阎:所谓“不让老实人吃亏”,其实是一种安慰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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