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般飘逸的李泌,司马光为何对他评价不高? | 宋志坚
2018-09-15   文汇笔会


关于李泌,我的最早印象是他对唐肃宗说的“五不可留”,即“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李泌懂得见好就收。倘若迷恋这五个“太”而不知“收”,事情就会悄悄发生变化。周围的环境会变,信任会变成猜疑,拥戴会变成妒忌;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功能使人变骄,权会使人变蛮,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以至像李斯那样,想当平民百姓而不得。

    

读《资治通鉴·唐纪》,方知李泌并不像张良那么洒脱。离开唐肃宗只为建宁王李倓的冤案,估计张良娣还会对广平王李俶下手,离去之前特以《黄台瓜辞》暗示李亨不要再作“摘瓜”之事。虽然当时也有从此不想再在帝王身边的念头,但日后无论是唐代宗即位还是唐德宗即位,他都奉诏而往,尽力辅佐,鞠躬尽瘁。李泌为相,有名有实的只在他去世前的两年。他与唐德宗约法三章,唐德宗要李泌“慎勿报仇”,李泌要唐德宗“勿害功臣”,特别点明勿因李晟、马燧功大而忌之。仅是这一点就不同凡响。那时不少藩镇的兵变,往往就由君臣相疑引发,吐蕃也正在做着离间唐德宗与李晟、马燧关系之事。故连唐德宗亦称此乃“社稷之计”。当然,李泌为相其实不只这两年,恰如唐德宗对他所说的那样:“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德宗说的是“肃宗、代宗之任卿”,当然知道他自己正式任命李泌为“平章事”之前的那些年,李泌做的何尝不是“真相”之事。革除长年积累的弊政,改变周边关系的格局,支持唐德宗恢复府兵制,奏请解决藩镇州县官吏违规聚敛的问题,单枪匹马地去陕州化解兵患,如此等等,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的宰相,或许只有陆贽一人尚能与李泌比肩。

    

然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李泌的评价似乎不高。

    

唐德宗曾对李泌叫苦,说“每岁诸道贡献”之款,已由五十万缗下降到三十万缗。还说他也知道说这些话很不得体,但实在不够应对“宫中用度”。李泌对他说“古者天子不私求财”,“宫中用度”可由我宰相调拨“岁贡”百万缗,有特殊用途还可“降敕折税”,却千万不要再接受甚至索取“诸道贡献”。这个意见唐德宗是“从之”的,却又言而无信,依然有所“宣索”,甚至敕令诸道“勿令宰相知”。得知此事,李泌“惆怅而不敢言”。司马光却将这笔账挂在李泌身上,认为李泌调拨的那笔岁贡,是“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继而又将此事上升为李泌“相之者非其道”。窃以为如此评价李泌有欠公道。宰相调拨或“降敕折税”多少都有一个准数,而且都是明的,接受甚至索取“诸道贡献”却是无底洞,且在暗中进行,属于“暗箱操作”,很容易使奸吏上下其手,“因缘诛剥”。司马光既知“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作为宰相的李泌还能断绝“宫中用度”?像李泌那样向唐德宗提出“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的举世并无第二人,怎能把唐德宗的言而无信归咎于他?

    

司马光非议李泌的还有一条,是李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但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除了李泌归隐,李泌奉道,李泌曾居蓬莱书院,我并未发现李泌“好谈神仙诡诞”的例证,恰恰相反,李泌不言“神仙诡诞”的倒有两例。

    

其一,当时咸阳有人上言,说他看到秦代名将白起了,还说白起请陛下准他“捍御西陲”,此所谓“活见鬼”,但因为刚好碰上吐蕃兵被边将打退,唐德宗就以为真是白起显灵了,竟“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犯颜直谏:“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打退吐蕃,功归白起,令边将齿寒心冷;京城立庙祭祀白起,使巫风“流闻四方”。他明明白白摆出来的是“好谈神仙诡诞”的这两大恶果。

    

其二,李泌以“建中之乱”说奸相卢杞的危害,唐德宗为卢杞辩护:“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唐德宗所说的“术士”,是“好谈神仙诡诞”的,李泌不信这个邪。他知道“建中之乱”非因“天命”而因“人事”,且与唐德宗宠信卢杞直接相关:“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 倘若唐德宗有所警觉,“岂有建中之乱”?故李泌说:“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他还针对纣王的“我生不有命在天”说:“此商之所以亡也!”

    

唐宪宗时倒是有过一个“好谈神仙诡诞”的“山人”,姓柳名泌。那时平定淮西之乱不久,唐宪宗日渐骄奢,宠信能使他有顺适之快的皇甫镈等小人,并且“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追求长生不老。原鄂岳观察使李道古“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想通过皇甫镈推荐柳泌“自媚于上”,说他“能合长生药”。唐宪宗就命他在兴唐观炼药。这位“山人”不甘寂寞,上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这是伸手向唐宪宗要官的,理由是只有让他主政台州,方才能为唐宪宗弄到长生不老之仙药。于是唐宪宗命柳泌权且代理台州刺史,开创了方士“临民赋政”的先例。但我想,以司马光之睿智,不会将李泌和柳泌混为一谈罢,此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格调、不在一个档次。

    

说李泌“好谈神仙诡诞”很难立足,说李泌“为世所轻”也不是事实。史上给予李泌以很高评价的不乏其人。唐人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唐人阳城称:“邺侯(即李泌)经邦纬俗之谟,立言垂世之誉,独善兼济之略”。宋人秦观称:“唐室方镇之患,至于百有余年而不能解者,其弊盖始于天宝之际,肃宗不用李泌之谋,先取范阳而已”;范祖禹称:“李泌善处父子兄弟之间,故能以其直诚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谓忠矣。”南宋罗大经还将李泌与伊尹、傅说、姜尚、严陵、诸葛亮并称为“皆为世间做得些事”的出山隐士。菲薄李泌的自然也有,却不可泛称“为世所轻”,最多也只是为若干修史的儒者所轻,司马光即在其中,却免不了有独尊儒术的色彩与门户之见的嫌疑。

    

李泌神仙般的飘逸,大多表现于淡漠名利,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的宿儒也未必都能做到。从李泌致力于“礼乐刑政”的言行看,他也不刻意排斥儒家学说,谏阻唐德宗为白起立庙赠爵时所引的“国将兴,听于人”,就出自儒家经典。



本文刊于2018年9月1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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