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2100年前那场伟大的“盐铁会议” | 短史记
2018-09-14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公元前81年,距今约2100年前一个初春,长安城发生了一场永垂不朽的思想交锋。


交锋的对象,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包括御史丞、丞相史等人在内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来自三辅、太常的“贤良”和来自郡国的“文学”,也就是出身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


按帝制政治运行的正常轨迹,这两群人——公卿与布衣,本无可能聚到一起,就国家的经济路线,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面对面展开唇枪舌战。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契机始于公元前87年。


这一年,汉武帝死了。


武帝死后,受遗诏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据内廷与外朝,呈对峙之势。桑弘羊深耕朝堂垂60年,掌控财权近30年,以其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非轻易可以撼动。霍光遂施展手段,于庙堂之上,给予不满“桑弘羊经济路线”已久的底层知识分子(亦即“贤良”与“文学”)以发声渠道,对其实施打击。


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60余名“贤良文学”,终于首次有机会站到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前,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


这场贯穿了恐吓与不屈的论辩,史称“盐铁会议”。


图: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桑弘羊舌战群儒》


官僚利益集团的恐吓与攻击



汉帝国官方,从未就这次辩论,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


《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述非常简单,不足百字,仅扼要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贤良文学”们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废除国家均输,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回应称,这些官营产业乃“国家大业”,不可废除。


这场伟大辩论的具体内容,能够流传至今,得益于一位叫做桓宽的儒家学者。


时为辩论发生后约30年,桓宽搜集了“贤良文学”们存于民间的多种会议记录,“序其次第,饰其语言,增其条目”,编成《盐铁论》一书,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状。


(1)当心你们的脑袋


据《盐铁论》,整个辩论过程中,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利益集团,始终在恐吓“贤良文学”。


比如,桑弘羊给“贤良文学”讲历史典故: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


大意是:“儒墨文学”之徒当年依附于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结果二王被定性为谋逆,“儒墨文学”之徒也祸及宗族。潜台词,是在说霍光如同二刘,也不会有好结果,你们这帮家伙,和霍光搅在一起,要当心脑袋。


丞相史也给反复给“贤良文学”讲古:


“……此颜异所以诛黜,而狄山死于匈奴也。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


大司农颜异,反对武帝发行“白鹿皮币”,死于腹诽之罪;博士狄山,反对攻击匈奴,被武帝送去前线,让匈奴人砍了脑袋。据此,丞相史严厉警告“贤良文学”,吃朝廷的饭却批评朝廷的政策(处其位而非其朝),生在盛世却讪谤自己的皇帝(生乎世而讪其上),最后命丧黄泉,可怪不得别人!


桑弘羊在讲古中,特别喜欢提主父偃“以其舌自杀”之类因言获罪的故事,以之威胁“贤良文学”。他还拿秋蝉来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


“诸生独不见夏季之螇乎?音声入耳,秋风至而声无。者生无易由言,不顾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


大意是:你们这帮家伙,见过夏末叫得欢的蝉吗?秋风一来就全没了声息。你们现在口不择言,等到祸患临头,再想闭嘴,可就晚了!


图:明代嘉靖版《盐铁论》内页


(2)穷人还是闭嘴吧


除了恐吓,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利益集团,还在辩论过程中,一再攻击“贤良文学”出身低贱,说他们没有资格议论国家的大政方针。


在桑弘羊看来,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会做卑贱的厮役,能像陶朱公那般谋算的人,不会身陷贫困。据此,他嘲笑“文学”:


“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


大意是:你们这些“文学”,能说不能做,身为下民却讪笑上官,穷困潦倒却非议富者,别有用心地称颂与诽谤,信口开河地言谈与议论,不过是沽名钓誉,想要博取世人的称道。


又嘲笑“贤良”:


“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大意是:俸禄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家中存粮不到一石的人,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你们这些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哪里懂得国家之政、州县之事!


丞相史也使用了相同的逻辑,来攻击“贤良文学”:


“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大意是:给父母吃粗茶淡饭,不能算孝敬;让妻子儿女挨饿受冻,不能算慈爱;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头绪,不能算有剖析之能。立身处世,这三点做不到,你们这帮家伙,还是给我闭嘴吧。


图:连环画《桑弘羊舌战群儒》中,桑弘羊的形象异常高大


“贤良文学”对官营经济的批评



桑弘羊们赤裸裸的威胁,并未吓阻住“贤良文学”。


比如,丞相史警告“贤良文学”,吃朝廷的饭却批评朝廷的政策(处其位而非其朝),生在盛世却讪谤自己的皇帝(生乎世而讪其上),恐将落得命丧黄泉的结局。“文学”的回复是:


“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以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故圣人为政,必先诛之,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悲夫。”


大意是:堵塞民众上升的渠道,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每日里阿谀奉承,皇帝从来听不到批评之词,这是秦灭亡的原因。所以圣人执政,必先杀掉这类花言巧语倾覆国家之人。如今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实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桑弘羊嘲讽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没有资格谈论国事。“贤良文学”的回应是:


“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


大意是:身份低贱,不妨碍有才智;贫困潦倒,不妨碍有德行。你们这些家伙只知道敛财,公卿积钱亿万,大夫积钱千金,士积钱百斤。百姓饥寒交迫,路上全是流民,我们儒者衣冠难以齐全,有什么好奇怪的!


图:连环画《桑弘羊舌战群儒》将桑定性为论战的胜利者


整个“盐铁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不断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将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等政策,亦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的工商业。桑弘羊们则不断强调,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武帝盛世”。


“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扬拒不承认“铁器官营”对民生有害,还说该政策有助于让民众对耕作更有信心。“贤良文学”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官府造出来的铁农具,都是些大家伙,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完全不考虑农民实际使用是否便利。拿着官府铸造的钝刀,草都割不断。农民花了更多的精力,收获却减少了,真是痛苦不堪。


“贤良文学”们还说:


“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铁器的质量好,又便宜又好用。现在政府铸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质量不好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农忙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方便农夫们购买,使他们不耽误农时;而且既收钱,也可以用粮食换,还可以拿破损的农具添补一些钱粮以旧换新,甚至还接受赊欠。如今呢?盐铁官营了,价格统一了,只收钱了,也变贵了。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数是残次品,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农民牺牲农时,大老远跑进城来,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店内,只得一趟两趟再跑。于是,穷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时代。粮食减产了,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就只好吃淡食。以前私营时,农民不必离开耕地,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如今铁器官营,他们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因为官营铁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没有生产积极性,常常完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卖不出去,铁官又会强制摊派,将它们配售给百姓。”


再如,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于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均输法”。按官方定义,“均输法”即政府均输官在甲地廉价买进某种特产,再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赚取差价。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称,自己搞国家均输,是一件“平万物而便百姓”、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贤良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说法,是赤裸裸的谎言:


“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却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上(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买了均输官要求的东西。最近我们听说,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布絮,还包括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等产品在内,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以欺诈手段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翻倍受苦,妇女重复纳税,根本看不到‘均输’何在。官府滥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强行低价收购,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这种低价购入高价出售的政府经商行为,也根本看不到‘平准’何在。”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局面,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商业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据《盐铁论》,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者仍部分存在)


“贤良文学”如此这般“用事实说话”,恼羞成怒的桑弘羊,只好诉诸人身攻击:


“所谓的‘文学高第’(即被选为“贤良文学”之人),才智上必须能够阐明和实施先王的治国之道。不出仕时必须为人师表,出仕后必须以身作则供人效仿。你们这群所谓的‘文学’,谈论治国之道,只会左一个尧舜,右一个孔墨,真让你们去管理政务就手足无措,可谓说得头头是道,现实一事无成。穿着异于乡民的衣冠,能力上无异于凡人。你们中选为‘贤良文学’,只不过运气好,并不代表真有水平,我本来啊,就不该和你们讨论什么治国之道。”


“贤良文学”的回应是:


“文学不中圣主之明举,今之执政,亦未能称盛德也。”


我们这帮“文学”,能力确实有限。但如今庙堂上的执政者,能力也高不到哪里去。


图:“贤良文学”直言桑弘羊是不合格的执政者


管仲与商鞅,一对不散的幽灵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与商鞅,并以他们的理念为自己辩护。


他是一个忠实的管、商信徒。


管仲说过,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务,是必须做到“利出一孔”,让民众只有一条获利渠道。具体的做法是: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意即:利出一孔,就不能让老百姓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其他发财的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部操之于政府、君王之手,老百姓才会视政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商君书》“弱民篇”里明言:“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具体的做法则是:“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


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国家均输,正是管、商“利出一孔”理念下的产物。


尽管“贤良文学”在论辩中将桑弘羊批评得体无完肤,但这场会议仅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酒类国营专卖”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他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国家均输政策;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批评,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所以,终霍光之世,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也未被载入任何官方档案;参与论辩的60余位“贤良文学”,也几乎连名姓都没有留下,全部消失无踪——辩论发生约30年后,桓宽在搜集资料编纂《盐铁论》时,只寻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者姓的“贤良文学”,他们是:


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


较之管仲与商鞅,他们的被遗忘,实在有些太过迅速了。


图:连环画《桑弘羊舌战群儒》中,万生、唐生的形象很猥琐


参考资料:

①《汉书·食货志》。

②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③徐复观,《<盐铁论>中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

④《商君书》。

⑤《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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