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善卫的《时间》: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小说
2018-09-13   Vista看天下



毛晨钰/文

沈佳音/编辑


1937年11月30日半夜,中华民国海军部文职官员陈英谛走进家宅地下室。他的工作才真正开始。他负责将南京方面情报通过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传给汉口的政府部门。讯号不佳,空电较多。其他时候,陈英谛就趁着夜深人静在这里写日记。


白天,他刚把自己在司法部供职的兄长送到下关海军码头。兄长带着妻儿家仆一共十二口人,搭一等舱逃离南京,迁往汉口。临行前,他拒绝了陈英谛的请求,不愿给自己的侄子留一个席位。启程前,兄长特别交代陈英谛:“你只管留在家里,看管好家产,不要让家产缩水……”


这是陈英谛开始写日记的第一天。他不知道这样的日记能写到什么时候,担心也许明天就写不了了,但“只要还能写,我就决心在地下室这张放着无线电发报机的桌子上,坚持记下去”。


从1937年到1938年10月3日,陈英谛断断续续记了近1年,实际上只有半年有余,其中因为颠沛流离中断了5个月。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渡过秦淮河进入南京的中华门


这本日记被命名为《时间》,它的真正主人其实是日本作家堀田善卫。作为上世纪中期著名的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因为曾在中国游历,写了一大批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小说《时间》被他认为是“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创作的”。最近,这本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堀田善卫的作品。


日记记叙了37岁的国民党官员陈英谛、怀着二胎的妻子、5岁幼子英武和表妹杨妙音在战时南京的经历。南京沦陷后,陈英谛的家宅被侵占;妻儿惨死;表妹遭强奸,染性病、沾毒瘾;而他自己则成了日军的一名家仆。


这本小说被此书译者秦刚认为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自己成为史料”


1918年,堀田善卫出生于日本富山县的一家船行世家。相比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学的东西与国际颇为接轨。中学时曾寄居在一位美国传教士家中。在那里,他学会了英语和钢琴。到后来上大学期间,他也选择了更为洋派的法国文学。战火弥漫到了大学里。政治系挤满了崇拜法西斯、狂热拥护日本对外战争的“皇国少年”,法文系则是三三两两低声诵读法语诗文的文艺青年,堀田善卫就是其中之一,他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一个西欧派,学习象征主义的诗作等”。不过,此时的他“与中国完全没有关系”。


中国,本不是堀田善卫的目的地。1945年3月,日本国内不得安宁,美军空袭频繁。为了避开战乱,堀田善卫靠熟人关系搭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想借此去往欧洲。不过,刚落地就走不成了。在之后的作品中,堀田善卫回忆起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时这样写道:“在上海着陆的一瞬间,犹如遭到闪电击打一般地猛然意识到,战争的性质绝非如在国内时所说的那样。”当时的日本媒体不仅对战争轻描淡写,国内还发起了一系列皇军慰问活动,强调战争的合法性。


在上海街头,堀田善卫亲眼见到了日本宪兵侮辱中国新娘的场面。一名日本兵当众在新娘脸上划了几下,接着又一路摸到了胸、下腹……堀田善卫路见不平,扑向士兵,因为“本来就无腕力、更无谋略”,只讨了顿打。对他来说,这段经历是个“出发点”:“战争时期,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面对时局变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艺术至上主义者。现在,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


尽管在上海的日子因为通货膨胀并不好过,堀田善卫跟朋友们还是苦中作乐,到南京游历五六天。这趟旅行像个火星子,烧起了堀田善卫的怒火。当时南京的城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语:“若是为了您(天皇)的话,我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那年幼的樱花即使凋谢了,也彰显了生命的价值。”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把中国民众当活靶刺杀


登高俯瞰,南京城区在他眼中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大宅,有一种强烈的人去楼空的感觉”。唯一没变的大概就是城内的紫金山。这座紫金色的石岩山让人有了写作的冲动。一旁的朋友说要写一部明朝没落史。9年后,堀田善卫写了《时间》。


在小说中,他把陈英谛一家安置在了一所空荡荡的大宅子里。三层楼,十九间房,住的不过是一家三口外加佣人。这所宅子后来被一位名叫桐野的日军情报官占了去。一座宅子便是一座空荡荡的金陵城,“在主人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身份不明的人进入到了这里”。


不过,堀田善卫仍试图站在中立者的位置。他不愿将战争双方脸谱化。在小说中,他曾借陈英谛之口这样形容日军:“刚才我用了‘鬼子’这个词。我决意再也不用了!无论有怎样想用的冲动,哪怕是不用就无以解气,也决不再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颠倒式的拟人法必将招致错误的判断,模糊我们的视线。他们并不是‘鬼’,而是人!”


对于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又亲眼见过中国的堀田善卫来说,自己是个“非皇道性的现代日本知识人”。


1937年12月3日,南京被彻底包围的那天,蒋介石和宋美龄转移到汉口的消息甚嚣尘上。为避免机密文件泄露,所有政府部门纷纷将文件焚烧,溃败也就此开始。陈英谛觉得“此后,就该是我们自己成为史料的阶段了”。这也是堀田善卫写《时间》的初衷。


“几万人的死是每一个人的死”


没有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堀田善卫为了尽可能还原史实,搜集了大量幸存者的证词,还在小说中安排了东京审判中的很多证人。最后,那个南京城发生的故事都借陈英谛之手被记录了下来。这是《时间》之所以在整个日本文学界难得的原因。它不仅是日本作家描写了南京大屠杀,还借用了中国人的视角。


陈英谛感觉到的南京是流动的,战争逼得每个人为了生存而流亡。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遭日军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


最先出逃的是陈家对门的一户人家,主人是位少校。这场逃亡早有预谋。两三天前,原本应该出征的少校和仆人清理了家中池塘,把家产封入瓶瓶罐罐,埋在塘底。作为眼见一切的目击者,陈家得到的临别礼物是几尾草鱼和乌鳢。打点妥当,少校带着妻儿坐着轿车、引着卡车仓皇而去。几天后,30多个守城士兵才发现自己的指挥官不见了。他们守在少校家门口,搬来战死士兵,翻墙进去放火……最终只得把军服军帽扔在路边而后离去。


陈英谛一家的逃亡没那么顺遂。一家人原打算逃到金陵大学安全区,却被日本士兵逮住,关到了一个小学,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大约250名男女老少,学校后院是堆积成山的尸体。他们都“被认为”是军人,军人的标准是:手上有茧,额上有帽痕。没人在意手上的茧是拿枪练出来的还是日日擀面磨出来的。后来流亡时,陈英谛遇到过一个农夫。他的儿子是个汽车乘务员,因为制服右肩被收钱包蹭得发亮,被当作是扛枪士兵,最后被活活捅死。


尽管他们一家辗转到了金陵大学安全区,但整个城市早已没有安全之所。陈英谛因为手臂受伤被当作军人,与家人离散,被送入刑常怀孕的妻子没能逃过被侮辱的命运,连同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起死去。5岁的儿子一路以乞讨为生,在一次哄抢中被卫兵刺死,死时还抓着一只瓦罐的边沿,罐里什么都没有。表妹杨妙音被强奸,染上了性病,为缓解痛苦还沾上毒品,自杀多次未遂。


扫射平民的消息,陈英谛早就听说过。俘虏被分成千人一组,轮番扫射。由后一批人把前一批尸体扔进长江,而后赴死。他们在死前最后一刻,仍在“劳作”。到了陈英谛受刑时,这种“劳作”都免了。日军特别造了个刑场,派人把道路铲去一半,形成一个陡坡,尸体会自行顺着斜坡倒入护城河里,再无需人工搬运。没死透的会沿着坡往上爬,上头等着他们的是刺刀。


陈英谛命大,在机关枪扫射前的一瞬间倒地跌入护城河,等人都走尽了,得以脱身。后来他给日军当了4个月挑夫。等到再回到南京大宅时,他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曾经的主人陈英谛成了能烧一手好菜的家仆。


当人们提起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往往是争议的关键。堀田善卫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他觉得“数字可能会抹消观念……死去的,和今后将要陆陆续续死去的,不是几万人的死,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死”。


1938年1月,南京鼓楼前街道冬雪纷飞,路人稀少,南京大屠杀后的古城陷入黑暗


“说不得”的话题


1945年11月,随着战争结束,在上海的日本人分批返国,堀田善卫不愿走。他开始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专门负责对日宣传工作。直到1947年,他才重新回到日本,此后就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的文学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堀田善卫在日本文坛都扮演着“中国解说人”的角色。1952年,堀田善卫凭借《广场的孤独》和《汉奸》获得第26届芥川龙之介奖,一举奠定了自己在“战后派作家”中的地位。作家张承志评价这一时期的堀田善卫是“出版界与读者宠惯、仿佛天赋特权的作家”。


得奖第二年,堀田善卫在杂志上连载小说《时间》。1955年,新潮社将其出版单行本。在书的开篇,堀田善卫这样写道:“思想应该没有左也没有右。也无所谓进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当今生存的过程中,能使我们获得生命灵动的母亲一般的思想。这部作品,是我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写出来的。好抑或不好,终于写完了。”


这份“生命力”却并没得到读者宠爱。没有人对这本书作出评价,偶有寥寥几句,也是浮于情节和人物,似乎只是把它当作一部寻常小说。


“南京大屠杀”在当时的日本,是个“说不得”的话题。曾有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作品《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南京大屠杀时的日军暴行。作品最早发表在《中央公论》上,一经刊登,当期刊物就遭到销毁。作者很快就被警视厅逮捕,罪名是“违反新闻法”,连带编辑、发行人等都获罪。戴罪立功的石川达三后来写了一部《武汉作战》,其中中国军队防火投毒,日本军队灭毒救人……最后他说:“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


这是侵华期间唯一的一起“笔祸”。此后日本文坛集体噤声。直到战后,日本社会开始对战争进行责任清算,堀田善卫的《时间》得以出版。


1955年初版之后,直到2015年,《时间》才由岩波书店再版,截至2017年底,发行12000册,其中购买的大多数是30岁以上男性。动画大师宫崎骏对堀田善卫非常崇拜,他称其为“一位严厉的老船长,每当我在时代浪潮中迷失自己的时候,他总会帮助我找到人生方向”。


“不能说”反倒是堀田善卫“不得不说”的理由。


1971年,堀田善卫在朝日讲堂


日本战败后,堀田善卫非常留意日本天皇的“谢罪”广播。他在外滩附近的一家印刷厂里听到了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的广播,其中反复强调的是“我不得不表示很遗憾”。堀田善卫对此相当不满:“那算什么道歉,能说的仅仅是那么一点点吗?那样事情就能解决了吗?”他又气又悲,浑身颤抖。


在《时间》9月18日的日记中,陈英谛吃惊于日本军官竟然不了解日军主导的某起爆炸事件。他感叹道:“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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