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戒鸦片: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嘛
2018-09-10   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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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01

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曾是举人,祖父、父亲虽以行医为业,但都有着较深的国学造诣。也许是对自己的弃儒从医心有不甘,父亲严振先对严复寄予殷切厚望,希望他能够顺利地博取功名、光宗耀祖

于是,7岁时严复被送入私塾,为求良师,先后辗转多处,后其父又延请同邑黄宗彝开设家塾,专为他一人授课。黄宗彝颇负盛名,他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士人的品格对年幼的严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不出意外,严复博个功名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一根看不见的命运“魔棒”,似不经意地在严复头顶稍稍一点,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急转弯”。

1866年8月,严振先在抢救霍乱病人时不幸染上瘟疫,撒手人寰。严振先平时积善好施,对穷人不收诊费,加之嗜赌如命,病逝之后,家里穷得连殡葬费也拿不出来。还是以前那些受过恩惠的病人送些香火钱,大伙七拼八凑,好歹办了个葬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年仅12岁的严复束手无策,不由悲痛而无奈地叹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执,奈何?奈何?”于是,全家不得不离开省垣,搬回祖居——侯官县阳歧村大夫第,分得两间房屋栖身,靠母亲做女工勉强度日。

正当他茫然四顾时,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公费生,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全免不说,每月还发放4两银子,另外学堂仨月一考,成绩一等者可获奖金10元。严复得知消息,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报考。

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之萌芽。彼时,由正在福州老家因母丧守制的沈葆桢任船政大臣。主考官沈葆桢正值丧亲丁忧,拟定的考题便与父母孝道有关。刚刚经受丧父之痛的严复提笔写来,不觉情真意切,加之较好的国学功底,文章写得十分感人。沈葆桢阅后大为赞赏,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入学

12岁至17岁,5年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展现在严复眼前的是崭新的学问与广阔的天地。在与传统国学的对比中,严复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对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1877年,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前往英国学习

严复敏锐的思想与广博的才学,深得清廷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器重。郭嵩焘去欧洲各地访问时,也将严复带在身边,使得他见识了许多欧洲文化结晶。

郭嵩焘思想深邃,对洋务派仅将“船坚炮利”视为国家强盛之途深感怀疑,认为只有掌握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郭嵩焘的“超前”思想,深深地感染了严复,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灵魂与血肉之中

02

严复留学归来后,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即教务长),后出任该校校长。

此时的严复,称得上是一名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但对科举情有独钟,儿时的传统教育及古老中国的社会氛围都需要严复对家人、对祖宗有一个交代与说法,他的内心深处也急切地渴望得到社会与世俗的承认与肯定。

1885年,堂堂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却是落选。

落第后的严复仍回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也更加发愤研习八股文,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此后多次应试都以落第告终。

严复还会参见下一次的科举考试吗?这很难说。然而,一件事彻底打碎了严复的“科举梦”——就在他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泱泱大清帝国竟然败于蕞日本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陆军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京畿,不知所措的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他沉下心来伏案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批判“君权神授”论、“圣人创世说”,提倡“自由、平等”观念,甚至对科举制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汲汲以求变为猛烈抨击,剖析“八股”摧残人才的害处。由自身的感受与认识,严复将废除科举制度视为国家变法维新的头等大事。

四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如同一出大戏、好戏的序幕,开启了严复“盗取”西方文明“火种”,“煮”华夏民族之“肉”,以达强国富民之效的翻译、启蒙伟业——马上着手翻译《天演论》

《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一部讲稿。严复选取依据中国国情、传统文化及个人见识予以取舍,但凡原文与自己观点不同之处,严复或加按语予以反驳,或按己意进行改写,以警醒当局,力求自强。

严复与《天演论》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撼了整个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熏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10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30多个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03

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一件事对严复的刺激很大。

那天上课,教师带领全班几十个学生练习挖土筑垒——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筑成一个深入地面三尺左右,能够屏身自蔽的堞形掩体。到达目的地后,大家身穿短衣一字排开,但见一声令下,包括教师在内,全都挥动铁锹,开始一个劲地挖掘。大伙儿较着一股劲,谁也不愿落后。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教师所筑掩体已按要求顺利完成,其他英国同学挖了一半,惟有严复等6名中国学生挖得最少,并且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年轻的严复,由此认识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有遗传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后天形成,与西人从小注重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结构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由身体素质的比较,引发了严复对中西社会、制度的思考。读书之余,他经常到观察英国市民的生活,感受到严谨的秩序里透着一股向上的活力。这与当时中国贫穷、肮脏、混乱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与。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一番长期观察、苦苦思索之后,严复从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自然观等诸多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著名救国理论

1905年,严复随张翼前往英国,办理有关收回开平矿务局事务。当时孙中山正在伦敦,得知严复到达,特地前来拜访,两人就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改造有过一番探讨。孙中山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严复自然也欣赏并向往这一美好的社会蓝图,但基于中国的现实,他对革命的实际效果抱怀疑态度,视教育为扭转一切、改变社会的根本途径。

然而,激进的思想家也有“落后”的一面严复对当时社会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比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结婚自由,他就不能接受。严复曾提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如改革早婚多妻及媒妁婚姻等。然而,言语与实践严重脱节,他一生娶过3个妻子,对自己的子女也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长子、三子因包办婚姻而陷入终生痛苦。

严复深谙西方文明,又以科学知识为本致力于国民教育,却留有一片心灵空间,默默地容纳着冥冥之中的神灵及神秘事物。严复晚年深受疾病,特别是久治不愈的气喘病困扰,他一边请美国医生治病,一边进行扶乩、占卜、问卦等迷信活动,让儿子前往位于祖籍阳歧的尚书庙请丹画符。

严复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点连他本人也没有做到。他在执教北洋水师学堂时染上毒瘾,李鸿章为此严厉告诫他,他也曾多次痛下决心戒烟,但总是时断时续。

有一次他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药方,第一次吃后获得成功,但好景不长,仅几天后就故态复萌。直至逝世,严复基本没有中断鸦片。

因吸食鸦片,严复屡屡受人攻击,其仕途不进也与此有关,比如在安庆主持安徽高等学堂受到攻击,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多多少少就是嗜好鸦片惹的“祸”。严复主张他人戒烟而自己无法做到,因此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落了个终生笑柄。其实,这也是他一生矛盾痛苦、撕扯煎熬的一个象征与缩影。

04

严复一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表面看来,封建帝制与严复所推崇的民主制度大相径庭,其实,只要我们循着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与社会实践活动,便可从中寻到一条清晰而“合理”的脉络。

严复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看好,且有着一种相当悲观的认识,对广大民众,更是以“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一言蔽之。因此,严复对君主立宪几乎不遗余力地赞同拥护并付诸实践。

清廷倒台,君主没有了,权威失去,严复担心民智未开的中国陷入失控状态。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人作为社会的主导与象征,不然就会因缺乏凝聚力而成为一盘散沙。袁世凯的出现,使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加强了他的这种认识。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严复就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相识了,并且一直过从甚密。在复杂多变的政局里,严复开始为袁世凯出谋献策。

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为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不久又任命他为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后又聘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有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转变源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他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失望——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

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200余人发起北京孔教会,严复便名列发起人之首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

此时的他,视“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对孔子儒教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严复的这种转变,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曲意奉迎、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

严复做的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所致,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助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

1920年,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著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

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走完了他那伟大而光荣、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67岁。

     小淘陪聊

处在时代的激变之中,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虽然有些局限性,但还是很伟大的思想启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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