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还是人祸?皇帝会去管身后的洪水滔天吗?||历史观
2018-08-29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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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之灾这种事,从古至今就不曾断绝过。人类为了对抗自然,建起各种堤坝水库和灌溉系统,以抵御天灾。


但这样一来,就开启了人既可以胜天、也可以造孽的新模式了。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都知道,在剧中,朝中权臣严世藩等人,为了推行改稻为桑、方便大捞其钱的“国策”,派人炸了九个县的堤坝,假装是洪水爆发,淹了九个县;后来经胡宗宪等人的奋力分洪,把水灾集中到一个半的县里。但即便这样,灾民数十万仍然是难解的题。


本来没有天灾,人祸做多了,也就成了天灾了。


《大明王朝1566》里,严党为了逼农民出售土地,趁着汛期毁堤淹田。这虽是虚构的剧情,但历史上水灾与治理背后的政治斗争,要比剧情更加吊诡。


皇帝也知道,大臣上上下下也知道,就是不去点破。借剧中人直浙总督胡宗宪的话来说“几百万生民,千秋之罪呀。如此伤天害理,遍翻史书,亘古未有,任谁也想不到,天地不仁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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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天,我想说的不是这个电视剧里虚构的、却合乎历史精神的这个情节,而是想谈谈,大约在2000年前发生在黄河一带的另一次大型水灾。


而从历史地图册上来看,最近的遇到泄洪事件的山东寿光,也正是公元11年这一次大型黄河改道的受灾地点之一。


寿光被淹房屋


《秦汉社会保障研究》(王文涛著)一书中,有详尽的数据,在各水道中,为害最烈的是黄河,泛决16次之多,造成重大改道一次。而且,“在春秋战国的400余年间,黄河一直比较稳定,少有泛滥决溢的记录,但西汉至东汉明帝期间,黄河水患成为突出,泛滥时间长达80余年,司马迁作《史记》专辟《河渠书》,班固著《汉书》作《沟恤志》,从侧面反映出黄河水患的严重。”


在西汉的二百多年间,黄河曾先后十二次决口泛滥(相对规模较小),其中文帝时一次,武帝时四次,昭宣时一次,元帝时一次,成帝时四次,王莽时一次。


武帝时,黄河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决口,梁楚之地多年欠收了。一直到武帝都封禅了,宣示天下一片详和了,黄河还是决口了,很丢皇帝的面子。武帝不得不派数万兵卒开漕挖渠、开渠灌田、开凿井渠,还一度命令群臣自将军以下,都背负薪柴,填塞决口;没有柴,就砍竹子。甚至皇帝还亲临现场鼓舞士气,作诗哀叹民生之多艰。


至少那首记载入《汉书》里的诗,比“多难兴邦”要写得好。



《大明王朝1566》


成帝年间,黄河又决口了。开始成帝没太在意,听了大臣的意见没有理它;三年后,黄河果然再度磊决口,“泛滥兗、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比今天的寿光一县坏了9999间房,还要糟糕啊。


御史大夫尹忠找不到好的对策,成帝责怪他,尹忠只能自杀了。


河堤使者王延世想到了法子,他用又长又粗的竹子装着小石头,用两只船夹载着投入河中,三十六天,黄河堤形成了,也堵住了决口。


诸位,不要小看这件事,评价一位帝王,“治河”,就是一大功绩,这甚至是成帝这位昏君政绩上难得的高光时刻。成帝因此把年号改为“河平元年”。王延世也马上升官发财了。之后,这个王延世又再治河成功,再奖;虽然这个堵决口、凿山治河,结果是让水流更加湍急,形成的危害比以前更大,黄河很快决口,又淹了不少地;它的方法,给日后的洪水泛滥带来了更大的隐患。


但我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洪泛频率。据《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洪与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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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上古时代,人类的技术手段要对抗洪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人类一边建起各种水坝河堤、一边想要利用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又不是人类忠仆,哪是这么轻易就让你利用的?


确实是天灾,只不过当时的从上至下,想尽各种方法,做足各种姿态,仍然无力、无能对抗而己。但这并不是免责的理由。在其位,谋其政,“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来背大自然的锅,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是皇帝亲临、罪己,或者喝令高官自裁,也必须抚慰百姓了。


人,毕竟不能胜天,尤其是在2000年前。


历代在黄河流域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也就是所谓的“河工”。这些“河工”多是使用柳、草、土卷柬而成的卷埽,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既可护岸又有减缓环流淘底作用。


但天灾与人祸,往往是密切交织的。《大明王朝1566》里的端午汛之时,借着雨势、炸堤毁田,这是人祸,是虚构的,但逻辑却是在历史的框架之内的。


实际上,在王莽年间,治河的逻辑可以比这个更荒唐。


美国学者毕汉斯在《汉代的中兴》中认为,历朝历代都没有能力把黄河治理好,王莽没能阻止灾难不是他的错。这话也不能算错,在当时,黄河就已经是“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了。但是,当时已改朝换代为新朝皇帝的王莽,在黄河己泛滥之时,做了一个决定:


为了保护自家的祖坟、元城冢墓,决定把黄河的决口改到东面;元城冢保住了,祖坟没事了。反正淹的是黄河东边的百姓。


《大明王朝1566》


这里又要再补一个课。王莽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家的祖坟?当然,谁都看重祖坟,皇帝嘛,自认为是龙脉,更在乎了。但王莽的元城冢,又另有深意。王莽的姑姑是王政君太后、五朝王太后,他是借着这个姑妈,才得以篡位为帝的。而这个姑妈,在未出世之前,就曾被算命的算出,“元城郭东有五鹿之虚,即沙鹿地也。后八十年,当有贵女兴天下”。王莽在乎元城冢,因为这是证明其“贵不可言”、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


所以,他放水决黄河东,也是有其考虑的。虽然人人都知道一旦黄河决口,下游就会成了泽国,数十万黔首都会成为水鬼,可是,皇帝说了,是“无论如何都要保元城冢”呀。


结果是什么呢?


《汉书》轻描淡写,“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从《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提供了一些数据和图表中,看到的就可怕得多了。目前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阴历八月进行的,有各个郡县的完整数据。当时,中国的人口数为了5770万,而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略大于4800万。一百多年间,人口减少800万到900万。这里的人口减员,包括天灾及战争,减少了人口的约1/5



如果说这个数据还可能跟战争关系更密切的话,从人口分布的改变,则可以看出黄河决口的影响了。人口的地区分布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公元2年,4400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秦岭、淮河及长江湾以北),约1370万人生活在中国南部;然而,公元140年,北部和南部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了2600万和2200万。——关键在于,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本来有1150万居民的,在这片区域上,他们全都消失了,而在中国南部却有了较大的增加。这是因为大平原人口往南迁徙了。



如今,我们看到的黄河下游的走向,还是与王莽年间的黄河两次大改道密切相关。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魏郡河决之初,这一片正是当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之处,尽变水泽之地,可想见伤亡之惨重。


这当然不是结束。


数以百万的人死去,数以千万的人变成了难民。饥荒蔓延,难民在迁徒的途中,没死的不得不结伙抢钱抢粮,转成了土匪强盗。这在历史书里,一般称为农民起义军。这种起义军,在初期几乎是无敌的,他们所到之处,青壮年纷纷加入其中,因为大家没有别的活路了。


在王莽年间,有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起义,最后壮大的起义军里,一部分叫绿林军,一部分叫赤眉军。才仅仅建立15年的新朝,迅速被覆灭。



汉学家毕汉斯在《汉代的中兴》里认为,王莽其实开始的时候获得的支持率很高,“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


我作为王莽的研究者,并不能同意这点。除非这位汉学家认为,“保元城冢”也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必然”做法; 认为像《大明王朝1566》那样,为推行国策、水掩百万人也在所不惜的做法,是非人力所为的“无奈之举”。


我只希望,历史不要再重演了;我不想看到的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获得任何教训。”


这里,不得不引用诗人宋晓贤的精彩句子:


天灾和人祸在竞赛,

看谁先赢得祖国的未来。


航拍黄河。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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