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古以来出作风问题的总是文艺青年 || 世界观
2018-08-10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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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成了民间对中国古代贞操观的主要理解。这固然是一种针对女性的片面贞操观,让女性被禁锢压制上千年,但这种观念对男性,其实也提出了越来越严苛的要求,随着宋代理学兴起,舆论与道德固然会棒杀“失贞女子”,但对男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负心书生”成了文学中的样板形象。


对女性贞节要求越严苛的朝代里,男性就越不可能离婚,抛弃结发妻子的成本就越高。当把女人视为囚徒的时代里,男人也都成了守狱的狱卒,无法自由。


古代表彰女性的贞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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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节这玩艺儿早在秦朝就有人提出来了,汉代的班昭又把对女人的要求系统化和制度化了。但当时都不算重视。就以汉代为例,女人离婚、再婚是很寻常的。这种改嫁风气从皇室开始,馆陶公主就和侍者董偃公开同居多年,汉武帝还接见“主人翁”董偃;鄂邑长公主寡居后与丁外人私通,大臣们还上书要求封丁外人爵号;平阳公主三嫁还公开挑老公,湖阳公主中年独身看中了宋弘,要求皇弟给自己做媒……


而且,男性对女性的贞操问题并不太关心。汉景帝的皇后就是生女离婚后再嫁进宫的,汉初名臣陈平的妻子是第五次结婚,蔡文姬前后嫁过三次,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再看看,曹操、曹丕、刘备、孙权,他们的不少姬妾都曾是寡妇。


《大秦帝国之崛起》


这个年代,哪有什么“一女不侍二夫”,相反,不还有“好女十八嫁”的说法吗?所以,休夫或者休妻,都比较常见,大家都没啥心理负担,有本事,就可以自己找下家。


举个例子来说,《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一介小吏,他妈不喜欢儿媳刘兰芝,便一个劲地怂恿儿子离婚,还告诉儿子可以再找其他好媳妇;而刘兰芝的父兄也很不高兴,说刘兰芝还有县令之子、太守之子派媒人前来求婚呢,咱离就离,谁怕谁!


从春秋战国至汉魏晋,风气大多比较宽松和粗疏。从《诗经》那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毒”的文学里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有“遇子之不淑”,有“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但也是“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就连卓文君,写的也是“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说到底,还是一个感情是否纯粹的问题,“抛妻弃子”这一说并没有什么市场。焦仲卿就算听他妈说的,休了妻,也不是什么千夫所指的事。


《金枝欲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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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晚唐开始,对女性的禁锢越来越严密了,越来越苛刻了。比如,唐初期,多位公主一嫁、再嫁、三嫁(比如太平公主);但是晚唐以后,再无一位公主改嫁。而在元朝人脱脱修《辽史》时所作的《公主表》,凡是离婚改嫁的既不列入“下嫁”栏,又不列入“事”栏,而并入“罪”栏。态度就可见一斑了。而到了明清,就算贵为公主,地位却很低下,连奴才都能欺负,皇帝爸妈就算心疼也得喝令女儿遵守规矩。难怪明清公主都死得早。

公主凡是离婚改嫁的并入“罪”栏,可见对女性的禁锢


天潢贵胄尚且如此,再大的权势都无法弥补生而为“女”这一致命“缺陷”,普通女人,就更不必说了。


一部二十四史,《宋史》里面的“节烈传”记载不过55人,《元史》才几十年就达187人,《明史》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人了。而另一部《古今图书集成》里,烈女节妇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则是3.6万人。


“一女不事二夫”的节烈观也被越来越强化。


守贞有多难,拿一座牌坊有多难,这里就不细说了。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女人绝对不能改嫁,男人非要休妻怎么办?


不可以。


《甄嬛传》


没错,《礼记》里就有“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和“三不出”(有所出而无所归、先贫贱后富贵、与更三年丧)。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执行标准。早期休妻还不难,曾子嫌老婆在家的坐姿不好看就要休了她;但在明清以后,执行起来就难多了。理由很简单:女性不允许工作、嫁人是唯一出路;还不能改嫁的话,你休了她,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大明宫词》


对贞洁要求越来越严格的这个过程,正巧与科举制的确立处于同一历史阶段。


看似没关系,其实造就了不少女性悲剧。科举造就了成百上千个一步登天、一夜成名的书生,祈望抛妻弃子,好跟权贵联姻。而妻子,既不能自己谋生,又不可能改嫁,必须一哭二闹三上吊地挽留住丈夫,纳妾也行,冷落也行,打骂也行,就是不能休妻。而那些新发迹的状元进士们为了能顺利地与名门贵族结合,必须隐瞒已有妻子的事实。


陈世美为什么不能像汉朝那样,找个理由就跟秦香莲离婚,然后跟郡主结婚?因为时代变了,秦香莲已为陈家守过孝,法律不允许陈世美抛弃秦香莲。秦香莲一出现,陈世美眼睁睁地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所以他才杀人灭口。


因为法律不允许抛妻,陈世美选择杀人,才有了铡美案这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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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稍了解一点中国的通俗文学,就会发现,描述书生负心婚变的故事格外地多,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群负心婚变故事的总和。难道是因为书生特别风流和花心吗?


其实,这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少,书生不仅要读书做学问,同时也都被要求是道德楷模。一个粗鲁的武夫再渣,但大众对他们没有道德期待,也就不会失望。而书生抛妻弃子,这人设就崩了,围观群众自然不答应。


二是,古代的晋升通道很狭窄,科举制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士晋升制度。再没有哪个阶层像读书人一样能够快速地改换门庭了。贫穷时早娶了糟糠,高中了就被官员女儿或皇帝女儿看中了。有变化,才有故事。


比如说,唐代时的小说里,崔莺莺与张生私订终生,张生中了状元,便把莺莺抛之脑后,莺莺也不敢生气,另外嫁人。


电影《红娘》中的张生和崔莺莺


由宋开始,书生负心作为一个的故事的母题越来越多了。谴责也越来越严厉了。比如在戏曲史上颇有影响的《王魁负桂英》等。书生王魁在落第时,得到妓女敫桂英的资助,结为夫妻,得以再度上京赶考。王魁状元及第后,被相国看中,他于是另娶相国之女。桂英派人去找王魁,王魁抵死不认,桂英伤心之下,悬梁自尽。死后,鬼魂活捉王魁,向负心郎报了仇。


同期的《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也是这种糟糠妻吃苦头,状元郎却另娶别人,最后被天打雷劈被鬼缠的戏曲。


其实,我觉得像王魁之类的,本也非大奸大恶,“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且欲易其妇”,何况是从穷光蛋到状元?就算今天,富贵易妻,也是家常便饭。


《大秦帝国之崛起》


但是王魁为什么这么绝情?陈世美为什么要动杀心?非死不可?


因为当时,对于男人这个角色来说,婚姻是没有退出机制了。一旦结婚,这个妻子,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死人。男人娶三妻四妾不要紧,一旦把原配抛弃了,就等于把人逼死了,当然不允许男人变心了。


这一变,社会的秩序、伦常就给破坏了。


所以,元稹尽管可以在故事里“始乱之终弃之”,不必担心崔莺莺嫁不出去,受伤的是感情,还能痊愈;但王魁、蔡伯喈、陈世美们则不行,女人一旦被休或不认,伤的是命,他们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顺便说一句,汉代不是很多人包括贵族都喜欢娶寡妇或别人家的老婆吗?到了明朝,行不通了。明朝山西有个正五品的官员刘翀,娶了一个再婚的年轻老婆朱氏,遭人检举,一直告到京城。明英宗直接干预了,下令将刘翀逮捕来京,下狱审讯。最后罪名是娶失节妇,把刘翀削官为民。


这说明啥?女人绝无再嫁的可能。除了守节,别无他法。在死亡之前,男人永远不可能摆脱一个嫁给你的女人。



听起来,觉得两个都很惨。


所以说,当把女人视为囚徒的时代里,男人也都成了守狱的狱卒,无法自由。


鲁迅先生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极苦,所以要表彰他。”不要戴高帽了,还是大家都当个正常人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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