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李致②|“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
2018-08-08   封面新闻

/名家档案/

李致,1929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红领巾》杂志总编辑、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


改革开放时期,先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政协秘书长。1991年至2009年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横空出世,震动了思想界、读书界。


这套丛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出版的图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




这套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至1988年公开出版印行,一共出书74种。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钱三强等人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这套具有知识启蒙性、思想性的丛书,一出版就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


1980年代的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的。这套丛书也被誉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启蒙丛书”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南方周末》经过征求意见、几十位学者推荐过去三十年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名单,其中思想类图书中,《走向未来》丛书是名列前茅。


相比这套丛书的广为人知,较少人了解,李致正是最早坚决支持《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关键人物。他当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开,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经过混乱年代的中国,迎来渴望知识的热潮。当时候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


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然而在当时,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有‘三化’方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像《清江壮歌》《红岩》这些这么有名的书,四川都不能出的。”


当时从北京回到家乡,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李致,感到要突破现状的需要。“另外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因为很早就看见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面向全国,培养了很多作家,而且我此前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工作,都是面向全国的,所以我不受地方“三化”方针的约束。”


在李致的掌舵下,四川人民出版社抓住时机,率先突破了“三化”的限制,“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图书。事后,李致回忆,“这在当时争论很大,有人说你们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但我们成功了。”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接下来,李致掌舵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混乱年代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称赞他们“为作家的平反胜过红头文件”。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解放后一直没有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


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了张黎群的建议。这套书让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口碑大涨,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


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1982年底,李致调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文艺出版界的朋友仍以书生目之。作家王诚德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李致与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封面新闻:现在好多人一提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还是不得不提那套《走向未来》丛书。您当时决定要出版“未来丛书”这套书的?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李致:当时的四川,包括重庆在内,只有一家出版社,我就是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当时我们的思想相当解放,这套书本来是交给别的一家出版社,但是那家出版社没有同意。


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知道四川人民出版社思想很解放,就写信来说要出这套书。我觉得这套书好,就拍板同意了。我当即派了两个人去接洽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关上门封闭自己,外面世界怎么发展我们已经不知道了,该要走出去就要了解世界了。



封面新闻:你当时这种思想,是很先进的。


李致:1985年,我曾经带四川出版团到日本访问。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叫小学馆。我们去访问时小学馆就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现在都还在我家里,叫《中国最新情报词典》,我当时拿到这个书还有点顾虑,人家赶紧解释说这不是军事情报,而是日本要到中国做生意,要了解中国社会,就编了这样一套词典。


我翻看四川部分一看,除了有“赖汤圆”“红油水饺”之外,居然还有“拉郎配”。日本人这点真的很厉害,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就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比如“业余华侨”(打扮的漂亮一点、头卷一点,大家就开玩笑说这是业余华侨)“万金油干部”(人没什么本事,有什么事儿就查查万金油)“戴高帽子”,那个时候的流行语,都被收进去了。接下《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工作时,我也是这样的思想。与世界接轨之前得先知道、了解、学习世界上有什么新思想。


封面新闻:出版业跟思想、知识有关,但同时出版又面临市场。对于出版,您非常在行。对于注重销量和商业效应的出版现象,您怎么看?


李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出版行业来说,该赚的就赚,该赔的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则是尽量不赔或少赔。


后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统一核算,以盈补亏。有些书注定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比如我们四川,诗人很多,诗歌很发达,但是出诗集,一般是赚不了钱的。我还在出版社工作时,有一年四川发行的诗集,全国最多,得奖诗人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四川出版的,但这类型的书是不赚钱的。还有一些学术书籍也赚不了钱,我们可以用畅销书填补这部分的损失,而不能因为它赚不了多少钱就不出。我的思想很明确,出版是整体。


当时,著名诗人冯至,曾来四川参观了我们的图书展览。他说了一句话,“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他当时说的就是我。后来,有人就反对这个观点,提出“既要做出版家,又要做出版商。”还有人说,“先做出版商,再做出版家。”我说反驳说,还是不要搞这些文字游戏了。我始终认为,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下期预告: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作家巴金成名作《家》中觉新的原型人物)在李致一岁零三个月时自杀。在巴金的小说和散文中,我们知道,巴金与他的大哥感情尤为深厚,精神上志同道合,幼年就失去父爱的李致,也受到家中其他长辈,尤其是四爸巴金的关爱。“四爸”巴金曾给李致题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下期,李致将讲述与“四爸”巴金的叔侄情。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刘念

编辑 谢丽娟 实习编辑 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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