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 朱德发先生走了,那位五四文学研究的开创者……
2018-07-19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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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


2018年7月12日,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朱德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85岁。


“朱德发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杰出研究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吊唁


2015年,本报记者曾经与朱德发先生交谈《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一段学案》,现特发此文,以表对朱德发先生的悼念之情。



本报记者 邢霞


前不久去参加“朱德发及山东师范大学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除了目睹学者们对朱德发先生半个多世纪丰硕的学术成果予以盛赞之外,还第一次知道“以人为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讨论,始作俑者是朱德发”。

  


怀着几分好奇,我特意约请了朱德发先生,请他谈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踩了一个地雷”


“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七八年开始准备为本科生开设‘五四文学研究’的选修课;正好,田仲济、孙昌熙两位先生要编写“文革”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参加其中‘五四文学革命’一章的撰写。两方面原因都让我必须研究‘五四文学’。为此,我几乎翻阅了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所有史料、重要报刊、主要作家作品,通过反复比较、深入思考,我惊奇地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真面目与以往文学史的叙述和政治的经典判断相差很远。新中国成立后,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文学史都是直接引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结论。

  


可是这种提法的根据是什么?领袖的话没有逻辑推理与史实根据,只是直接给出了结论。当时正值‘两个凡是’的大讨论,于是我也自我解放思想,试着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从几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界定所谓‘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通常是指1917年胡适、陈独秀正式倡导文学革命起,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党成立初,也是秘密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前台。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新文学的指导思想才逐步发生变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左翼文学的发展,无产阶级思想也才开始渐渐成为主导思想。第二,即使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他的思想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在《平民主义》中将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混到了一起,认为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是可以互通的。第三,我对于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茅盾的新文学观、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冰心‘问题小说’的思想意义、胡适《尝试集》及其诗论、《狂人日记》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等已成定论或遭受忽视的问题,一一加以研究论证。无论怎样,都得不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结论。”

  


“经过分析,我发现,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潮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既然是这样,那么在编写文学史的时候,是否可以把这个观点加进去,我分别问了田、孙两位主编,他们不置可否,事后想他们是不愿意去触碰当时的政治高压线。但是,我始终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于是在选修课上和同学们讲了一些,结果,同学们通过查资料也非常赞同我的观点。这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看法。当时正好自己一个人在济南,就白天黑夜在图书馆全心全意看资料查资料,1980年前后草成一批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

  

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年代,朱先生的提法是对领袖的挑战,对于学术界来说更是离经叛道,在当时要冲破思想禁锢,阻力是非常大的。编辑们也是犹豫不决,不过最终《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商兑》还是在1983年《文学评论丛刊》第17期上发出来。此前1982年出版的《五四文学初探》也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


“学案”中的难兄难弟


正当朱先生准备对五四新文学进行更深更广地研究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持相同观点的好友南京大学许志英的来信。信中,许很是苦闷,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原来他写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恰巧被当时中央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看到,他对于许志英明确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颇为恼火;因为许的论点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有关“五四”文化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看法相违背,认定是政治性错误,离经叛道的“精神污染”

  


朱先生说:“我发现,那些批判他的人引用的还是那些教条的不加分析的老观点旧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观点新材料,于是我就对他说,‘放心吧,他们驳不倒我们,不用害怕。’” 

  

虽然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只要是和政治沾边,大家仍旧是避之唯恐不及,很多后来的名家都奉命写了一些批判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1983年下半年掀起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但是,作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朱德发勇敢地用自己的学术观点去安慰、鼓舞对方,着实令人感动。也许正是因为知识分子身上的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学者才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学术研究才得以不断前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保生在文章中写到,“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讨论,始作俑者是朱德发,但他当初收获的是赞许。……许志英被抓了个‘典型’,但也连累了朱德发,他们成了这场‘学案’中的难兄难弟。……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原创性太少、太弱,我想除了社会经济阶段的原因外,还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体制有关。”

  

当时,山东省委宣传部对朱先生进行审查和批判,山东师大的领导出于保护的目的,认为其主张的“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丑化、矮化五四文学革命的意思,只是尊重了事实,尊重了历史,也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无产阶级思想力量的发展壮大。省委宣传部认可了山东师大的观点,在《大众日报》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些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希望今后注意。

 

 

“事后,有朋友说,我的五四革命文学指导思想研究为我捞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桶金,其实,在当时是踩了一个地雷,不过也因此炸醒了我,让我有勇气和胆识去思考、去揭秘文学史留给我们的密码。”朱先生谈完后,匆匆离去了。

  

望着他健步如飞的背影,我在想这是一个八十岁的老者吗?山东大学原校长、文学评论家曾繁仁曾说:“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你可以不认可朱德发的写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更不能不记住他”。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45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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