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笑出猪叫,内行看完吓尿
2018-07-11   最爱历史



这几天,台湾网友筛选出来的垃圾奏折集锦,火了。



闽浙总督:这是台湾的土产叫芒果,献给皇上您。

康熙:知道了,这种东西没什么用,不要再送了。


一个月后……



闽浙总督:这是台湾的土产叫芒果,献给皇上您。

康熙:知道了,以前没见过芒果,本来想看看,看了之后似乎没什么用,以后不要送了。



杭州织造:皇上您好吗?

雍正:朕很好。


如此问候了十多次,雍正说:“朕最近还胖了些。”



直隶巡抚:我可以回京城给皇上过生日吗?

康熙:不必上本。


直隶巡抚:我要来给您过生日!

康熙说:不许来!



直隶巡抚:河北下雨了。

康熙:我知道!


真是奇了怪了,大清智商最高、工作最拼的两任皇帝,难道身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的逗比大臣吗?



先说一说送芒果的觉罗满保。他是满洲正黄旗人,进士出身,真正又红又专的人才。康熙五十年(1711)任福建巡抚,康熙五十四年(1715)升闽浙总督,一直到雍正三年(1725)逝世,在闽浙总督的位子上干了十年。


康熙六十年(1721),满保指挥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率水路军,由澎湖赴台,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以功加兵部尚书。


朱一贵起义是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朱一贵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被平定,康熙对满保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


雍正继位后,对满保的印象也很不错。他曾在湖广总督李成龙的奏折上批示,透露说:“天下督抚中,惟于伊二人(指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批谕甚多,写有数十万字。”


那时候,满保已经逝世了,雍正还提起来,说他给满保的批示最多。可见,在雍正心目中,满保的奏折含金量还是很可以的。


回过头来,看觉罗满保给康熙进献台湾土产芒果,这个事笑一笑,其实颇堪玩味。


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是康熙的武功之一。进献台湾土特产,本身含有地方归化中央的意思。满保不至于昏聩到一而再再而三去刺激康熙对芒果的无感,事实上,在此之前,康熙已经多次表示过,“蕃酸(即芒果)朕一次未见过,曾欲看看”、“番檨(即芒果)从来未见,故要看看”。


皇帝有这个强烈的诉求,满保才会一再进献芒果。不仅如此,他还把芒果树进呈到了北京,康熙命人将这些树苗遍植京城。在这之后,皇帝过了新鲜感,才对满保说“京城各处均已种植,不必再进”。


不仅是芒果,满保还喜欢给皇帝进献西瓜。最早是康熙给了满保一匣子西瓜籽,让他带到福建试种。满保把大部分西瓜籽送到了台湾,到了收成季节,他开始主动加戏。


第一次,他把西瓜作为贡品献给康熙品尝,但受到了康熙的批评。康熙说,此物,朕未曾令尔呈送,只是说在台湾试种。(我送西瓜籽给你试种,谁TM让你进贡西瓜了?)


满保并未放弃送西瓜,第二次,他给康熙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说试种恰逢雨水少,又长虫,瓜皮有裂痕什么的,说了一堆,最后忠心耿耿地表示,他用心挑了一些好的瓜,专门进献皇帝您。并希望皇帝继续赐西瓜籽。


奏折原文如下,有兴趣的可以体会满保的用心:


窃照今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奴才派赍御赐西瓜籽到台湾种植。今携西瓜至,问之,言八月下种,雨水略少,十月正值生长之际,叶又生虫,故西瓜表皮稍有疤痕,而瓜瓤仍好,自十一月二十日始成熟,今携之来。等语。奴才亲自选看,外皮略有疤痕,瓜瓤无恙,仍好。唯今秋台湾雨水不调,故生长似有不足。今特派人赍捧御览。叩请圣主施恩,复赐大内西瓜籽,六月带往台湾谨种。为此谨具奏请。


对此,康熙继续赐下西瓜籽。


第三次,又是各种大风大雨,西瓜越长越小。满保在奏折里,表达了十分忧惧的心情,说只能给皇帝送这么多西瓜了,再多就小得拿不出手了。


搞得康熙只好对他连加安慰,说“西瓜事小,有何关系”。


此后,满保每年都会向皇帝进献西瓜,西瓜成了定期的贡品。


满保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地向皇帝进献水果呢,无论西瓜,还是芒果?


因为,这是一项特权。皇权体制下,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向皇帝进贡的,有资格进贡的人,主要是亲王、郡王、贝勒、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织造及衍圣公等。作为地方大员,只有总督、巡抚、提督,才有资格向皇帝进贡方物。


乾隆年间,皇帝还取消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进贡资格。


官员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进献贡品,那是十足的荣耀。反过来,就变成了官员向皇帝表达忠孝之意,博取欢心的一种手段。皇帝也心知肚明,康熙就说过,这些贡物哪有那么珍贵,朕不过是借此考察你们的诚敬之心罢了。


原来如此。


所以官员们拼命在新、奇、特等方面做文章,以便皇帝体认到自己的“诚敬之心”。满保的优势在于,他管辖内的台湾有很多新奇土产,可以刺激皇帝的好奇之心。


你知道满保送到后面,送什么吗?送台湾土著!


康熙五十六年(1717),满保进献诸罗县(今台湾嘉义县)善跑之熟番7名、猎狗4条,供皇帝打猎时差遣。两年后,他再进献9名熟番,还是给皇帝打猎用的。


人家这“送礼”的脑洞,迎合上意的“能力”,比起嘲笑他不厌其烦送芒果的那些人,怎么样?


这么说吧,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高官,就没有一个蠢材。他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位子,不仅理政能力杠杠滴,就是迎合圣意的本事,也绝对“高人一等”。




再说一下刷屏汇报雨情的赵弘爕。赵弘燮这个人很不简单,首先他的出身就不简单。


在金庸《鹿鼎记》中,韦小宝在天津卫见到大胡子将领赵良栋。赵良栋对韦爵爷没有丝毫阿谀奉承之意,搞得韦小宝说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凡是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之人。


赵良栋不是小说虚构的人物,他是赵弘燮的父亲。


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赵良栋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云贵总督、兵部尚书。官二代赵弘燮继承了父亲的能力,后来又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在知县的仕途起点上,就表现了非凡的魄力,曾改革当地陋规,并把革除事项刻榜公示,堪称政务公开的老前辈。


赵弘燮后来历任山东布政使、河南巡抚、直隶巡抚。调任直隶巡抚十年后,加总督衔。


直隶是拱卫京师的地方,位置十分重要且敏感,不是最高统治者视为心腹的人,不可能安排在这个地方担任一把手。


通过父子两代人与皇帝的紧密关系,以及有目共睹的政绩,基本上已经可以怀疑:赵弘燮需要通过刷雨情汇报,在皇帝面前刷存在感吗?


答案不用我说。


那么,这些雨情奏折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人的想象中,给皇帝的奏折,肯定都是军国大事,芝麻绿豆的事都不好意思烦皇帝劳神。事实恰恰相反,官员给皇帝的奏折中,绝大部分都是小事,小得不能再小之事,比如有关雨雪情形、年景收成、米价贵贱等常态化的奏折最多。


这种汇报地方国计民生情况的奏折,在康熙中期以后,基本上已经制度化。康熙通过指定特定的人向他汇报这些情况,从而掌握整个帝国的基础——农业情况。


有幸被指定向皇帝汇报雨雪、粮价等情况的人,铁定是皇帝的亲信。比如,苏州织造李煦,他有专门汇报当地雨水情形的奏折,称为晴雨册;江宁织造曹寅,也有专门汇报雨水情形的奏折,称为晴雨录。


赵弘燮在这方面是后起之秀。他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奏报雨水情形折,当时他是河南巡抚。他的雨水情形折,次数之频繁,内容之细,堪称帝国之最。

▲康熙二十八年至四十七年,奏报雨雪情况排行榜,赵弘燮仅用三年时间就高居榜首。


仔细看那些被当作笑料的雨水情形折,就会发现赵弘燮汇报的是京城及顺天府、河间等府、保定真定等各地的雨情,而不是反复汇报一个地方的雨情。


要知道,康熙可是不好糊弄的主儿。有人向他奏报说,眼下湖广、江南、山东、陕西俱已有雪,来年一定丰收,结果遭到康熙的怒斥:明年的收成你就料到啦?你是大神啊?他还会派人去实地验证,那些人奏报的雨雪情形是否属实,农作物是否遭遇旱灾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掘地看视”。


赵弘燮的认真负责,无疑得到康熙的极度信赖。康熙曾谕令他访报河南邻省的年景,即要他把与河南相邻的直隶、山东、湖广交界地方的作物收成、蝗旱、雨水情况,都访查明白,向康熙密奏。


这个任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时赵弘燮仅是河南巡抚,并没有向外省发号施令要求报收成及雨情、蝗灾的权力。但赵弘燮仅花一个月的调查,就完成任务。方法是派与邻省相接的河南边界县前往密访,最终把邻省情况摸得比老婆还熟。


正是因为赵弘燮在奏报雨雪、蝗旱、收成等方面很认真仔细,康熙决定调他任直隶巡抚,成为拱卫京畿的心腹重臣。


现在再看,康熙在批示中,说赵弘燮奏报雨水情形“太密”,其实全然没有责备之意。就像老板对做事认真仔细的下属抱怨“小赵啊,你的工作态度太积极了”,心里显然是极为满意的。




最后说一说喜欢请安的孙文成。孙文成是杭州织造,与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关系密切,彼此之间有亲戚关系。江南地区有“江南三织造”的说法,指的就是担任这三大织造的三个家族。


因为曹雪芹的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曹家在雍正年间被抄。雍正登基后,也曾派浙江巡抚去查孙文成的问题,查来查去,没有问题。五年后,雍正以年老体弱为由,免去了孙文成的杭州织造职务。孙文成平安落地。


不要小瞧孙文成一月一次“皇上您好吗”(恭请皇上圣恭万安)的请安,这背后,实际上是一项严密而恐怖的制度。


这种请安折,一开始类似于见面打声招呼,没有特殊内容,是皇帝特许不在京城的臣工与其保持联系的一种权力。皇帝的回复,一般也只批“朕安”两字,身体有特殊情况,或心情大好大坏,才会多加描述。


就像最爱君前面说的,官员向皇帝进贡是有资格门槛的,请安同样如此。康熙时期,有资格上折子请安的臣工并不多,大多是督抚提镇以上的官员。


在这些有资格上请安折的人中,又分出许多亲疏关系,比如有些人可以随时上折请安,有些人一年只能请一两次。康熙曾责备山东巡抚佛伦,指出他请安的次数多了,“不必时常具奏”。


“江南三织造”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无论是李煦、曹寅,还是后来的孙文成,他们都是上三旗包衣出身,是皇帝极为信任的仆人,所以他们可以随时上折请安。孙文成的请安折,基本上一月一次,密集轰炸,正是因为他具有了这项特权。


请安折的功能,在康熙朝中期悄悄发生变化。


请安折一般由官员差亲信家奴送到京城,再由皇宫专门负责接收的靠谱太监转交皇帝,因此只有皇帝一个人可以看到内容,保密性极强。在此之前,无论是题本(官员奏请公事)、奏本(涉及私人事务)都是依靠政府系统传递、票拟,对皇帝而言,因为别人也能看到内容,所以都是公开的。


康熙决定在私密性极强的请安折上做文章。他指示部分亲信,比如“江南三织造”,明确让他们可以在请安折内,或另附折子上报地方事务。他给李煦的批示说,“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就是不管大事小事、流言八卦,都无任欢迎,多多益善。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获得授权密报的亲信,都把这件事当作最高级别的机密在操作。康熙无数次在批示此类奏折时强调“万不可与人知道”,有一次还连续写了四个“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李煦有一次派家奴王可成给康熙送奏折,王可成在路上把奏折弄丢了,却谎报送进宫里。康熙特别跟李煦交代,不要公开处理王可成,直接宽免,不然会使整个密报体制公开化,这样很不好。


请安折就这样变成了皇帝的密报系统,有资格请安的亲信,也慢慢被发展成皇帝安插在地方的密探。


康熙四十七年(1708),曹寅受康熙指示,秘密监视并上报大学士熊赐履的任何情况。熊赐履退休后住在江宁,曹寅的地盘,所以他是皇帝最合适的人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康熙多次在奏折里要求曹寅上报熊赐履的最新情况。曹寅也没有辜负皇帝的厚望,把密探工作做得相当到位,打听了熊赐履交往的都是什么人、每日在干什么、写什么诗、生病吃什么药、叫哪几个医生、最后怎么死的、死后家庭情况怎样,甚至连他湖北老家的地产情况,事无巨细,都摸得清清楚楚。


康熙一直担心熊赐履造反,有了曹寅这么得力的耳目,总算放宽心了。


雍正继位后,把老爹这套密报系统更加制度化,同时扩大了上报官员的范围。最高峰时,全国有1000多名官员、僧人、名流、退休老干部等,可以直接与雍正实现点对点的信息沟通。


有统计显示,孙文成担任杭州织造期间,向两任皇帝上了200多个奏折,其中有很多的请安折,但一句“皇上您好吗”的背后,往往附带着许多涉及闽浙地方事务的密报。


你以为人家很无聊,其实细思极恐啊。


皇帝在全国布下这么多耳目,鼓励他们互相告密、打小报告,营造出一种“老大哥随时盯着你”的社会氛围。臣僚间都不知道别人所上密折的内容,故人人都时时处于可能被告密的状态,行事都要小心谨慎。这本质上,已经是一种恐怖统治了。


对此,雍正十分自得,公开表示:“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


过去我们说,军机处使专制皇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实际上,密折制度才是巩固专制皇权的老大哥,军机处只能算二弟。


很多人对清朝没有好感,但总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密折制度,绝对算得上清朝的首要罪孽。它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稍微勇于任事外,广大臣僚都人人自危,仅求自保。


张廷玉在雍正时也算是位极人臣的重臣,而他的为官箴言却是“万事万当,不如一默”。整个帝国官僚系统的可悲,由此可见。


雍正元年(1723),湖广总督杨宗仁向皇帝上了一个单纯的请安折,雍正把他原折中的“奴才”二字涂掉,改为“臣”,并批示说,以后称臣比较得体。


这就是当时官僚系统的一个缩影:都争着当奴才,结果还被嫌弃说,你不配。


康雍之后,中国少了一味药,一味可以让脊梁挺起来的药。始作俑者不是别的,正是这些让很多人笑出猪叫的请安折,那些你以为萌萌哒的“朕又胖些了”的背后,其实杀人于无形。


今时今日,我们可以嘲笑孙文成们的奴性,但不能嘲笑他们的逗比。这背后有比逗比更深刻的东西,它足足驯化了我们好几个世纪,至今,我们仍活在这种奴性的传统里。


参考文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美]史景迁著,陈引驰等译:《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方圣华、陈支平:《皇帝与西瓜——清代台湾进贡西瓜浅析》,载《明清论丛》(第十七辑),故宫出版社,2017年

王鹏飞:《康熙帝对气候和天气的调查和处理》,载《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晁中辰:《雍正朝的密折制度》,载《文史哲》,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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