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国民党少了一个敌人,中国少了一个好人
2018-07-10   最爱历史


1

 

民国史上,有两位著名的秀才,很会领兵打仗,在北方,他是山东汉子吴佩孚;在南方,他是广东人陈炯明(1878-1933),当时舆论称为“南陈北吴”,“南北两秀才”。两个人都是清朝的秀才出身,性情正直、廉洁自守,却都被舆论描得一团黑,对此,广东人陈炯明曾经刻过两枚印章表明心迹:

 

这其中,一枚是“不二色”,表示不纳妾、不嫖娼,一生只爱老婆一个人;另一枚是“不蓄私财”,尽管两次主政广东,被孙中山称为“广东皇帝”,但陈炯明一生却廉洁奉公,以致死后,家人连给他办丧礼的钱都没有。

 

对此,即使是后来跟陈炯明彻底决裂的孙中山,也曾经感慨地说:

 

“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陈炯明

 

2

 

尽管民国史离我们如此之近,史料如此丰富,但要看清一个人,却并非易事。

 

1878年,陈炯明出生在广东海丰、一个以贩卖鸭蛋为生的商人家庭,他3岁丧父、家道中落、经济困顿,母亲杨氏为了让三个孩子能继续读书,经常饿着肚子出去打工,孩子们也体谅母亲,一家人经常为了一碗清粥给谁吃而相互谦让,让左右邻居们感叹不已。

 

家境艰难,陈炯明也争气,20岁便考中秀才,然而此后,他却没有再接着走科举的老路,而是在1906年、28岁时考入广东法政学堂。当时,还在法政学堂读书的陈炯明,领衔干了一件可能被杀头的大事。

 

当时,海丰县隶属广东惠州府管辖,当时的惠州知府陈召棠是个酷吏,经常以“盗警”为名派兵围捕乡村,抓到人后经常不问是非轻重,当场就将乡民就地斩杀,甚至当场残杀孩童,这也激起了惠州人民的极大愤慨,为此,陈炯明冒着“诬告”知府的重罪,与惠州士绅一起到广东省城广州状告陈召棠。

 

在联名诉状上,作为书生的陈炯明勇敢地第一个署名,并在广东提督府与惠州知府陈召棠当面对质,“力陈陈太府罪状”,最终,罪恶昭彰的陈召棠被撤职扣押,陈炯明为此声名鹊起,惠州士绅非常感激,想奖励他一千元大洋,陈炯明尽管穷困,却大义凛然拒绝,他说:“我是惠州的一份子,我不是为了钱才来参加告陈太府的。”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从陈炯明、湃到当代乌坎,海陆丰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3

 

在晚清民国史中,中过清朝科举功名的人,很多都不愿当民国的官,例如郑孝胥,但陈炯明与此相反,1909年,31岁的陈炯明,以清朝秀才和广东咨议局议员的身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从秀才到革命者,他的转变缓慢却决绝,此后,他先后配合黄兴策划了多次起义和暗杀行动,这其中就包括黄花岗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炯明马上召集了一万多人的队伍围攻惠州,并顺利策反驻守惠州的清廷守将,此后,他掉转兵锋进逼广州,为广东光复立下了首屈一指的汗马功劳。

 

广东光复后,举人出身的胡汉民被推举为广东都督;秀才出身的陈炯明则被推举为广东副都督,但作为革命老将的胡汉民能力有限,不知如何治理广东,于是,手段严肃的陈炯明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他第一次主政广东的历史,在广州,他严厉查禁鸦片和赌博,查封妓院、整顿吏治,仅仅四个多月期间,广州全市风气为之一变,“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 

 

陈炯明两次主政广东,政绩、口碑都很不错。

 

陈炯明虽然是秀才,但读过法政学堂,对新思潮很有想法,在广东,他在全国首开先河,硬性规定广东省议会中,必须有10名女性议员,在当时,硬性通过法律规定、允许女性参政,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亚洲也是“独所创见”。

 

袁世凯称帝后,陈炯明参与反袁失败,被迫逃亡新加坡,1916年,他再次潜回国内,并组织军队攻占福建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1920年,陈炯明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此后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从而开始了他二次主政广东的历程。

 

在现代史上,陈炯明两次治理广东的政绩斐然,在地方,他全力推行政治改革,实现县长民选;尽管当时财政困难,但陈炯明却坚决禁烟禁赌,主动斩断历来为广东重要财政收入的烟赌税;另外,陈炯明还规定,将广东全省税收的10%,用作教育经费,这也为广东后来的崛起,培养了彭湃等许多青年才俊。

 

4

 

但陈炯明与国父孙中山的决裂,却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以及他在后世的教科书中,被评为“军阀、革命叛徒”的名声。

 

在常人看来,与伟人和国父为敌的,那他一定是恶徒和坏人。在只有黑白好坏的二元价值观中,世间只有善与恶简单的两面。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决裂,最根本的分歧,源自“如何统一中国”的争执。

 

民国乱世中,面对辛亥革命后四分五裂的局面,如何统一中国,就成了各路革命者和军阀们跃跃欲试的命题,在孙中山看来,统一中国必须以武力进行,然后再行内政建设;但陈炯明则认为,应该允许各省“联省自治”,搞类似美国的联邦制。

 

孙中山对此强烈反对,认为陈炯明的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各路军阀各自割据为王的借口——孙中山的质疑不无道理,当时,陈炯明全面把持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但任人唯亲,政治上全用自己家乡籍贯的广东海丰人、陆丰人,军队则重用自己亲族的陈家将;当时,陈炯明很喜欢办报纸谈社会主义,人称“社会主义将军”,对此,当时人调侃说,陈炯明是要“打破所有财产,维持陈家军队。”

 

但孙中山也并非如后世描绘的一般完美,陈炯明与孙中山有龃龉,另一方面也是源自陈炯明对孙中山个人独裁倾向的不满。

 

当时,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要求所有的党员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党魁”,并在党章下签字和打指模。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刚刚结束封建皇权,人民仍然是“无知可怜”的幼儿,因此必须由革命党像“保姆”一样,通过建立中华革命党等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来“照顾人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套说辞,陈炯明非常反感,认为孙中山所要求的“绝对服从党魁”和要求签字、盖手印宣誓效忠,本质上无异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与陈炯明(前左四)合影。

 

对于孙中山的人民是可怜虫,需要革命党做保姆的说法,陈炯明也反驳说:“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总的来说,秀才出身的陈炯明,个性相对温和,关于如何统一中国,他不排除有自立于广东、谋求割据的私心;但同时,陈炯明也主张必须先建设好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然后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种缓进派的统一观点,也并非完全出自私心,其实在当时是颇有市场,民国初期,很多学者都主张这种观点。

 

但在孙中山等人看来,当时国内各路军阀割据,若照陈炯明的此一观点,则统一中国将遥遥无期,况且列强环伺,根本不可能给中国人民以太长时间等待,因此,向来倡导暴力革命的孙中山,则以一种更加激进和现实的方式,力主武力统一中国。

 

5

 

由于政见分歧和实际利益的纠葛,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1920年,列宁派密使波特波夫访问了陈炯明,在俄国人看来,陈炯明是当时整个南中国军事势力最强盛的,因此列宁提出愿意全力支持陈炯明统一中国,但条件是陈炯明以后要承认外蒙古独立,以方便俄国人侵蚀远东。

 

列宁提出,如果陈炯明答应此一条件,那么俄国可以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炯明对此严词拒绝。但孙中山为了实现快速北伐,则与列宁往来暧昧,这也让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有卖国之嫌。

 

还有一件事,也让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政治操作手法很有意见。

 

1921年4月,200多名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下,投票放弃了匿名制而采用记名投票,并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在此次选举中,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

 

这件事让陈炯明非常反感,陈炯明说,按照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无疑是对民主制度的公然破坏。陈炯明质疑说,“这和之前北方(北洋政府)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孙中山的很多做法,在民国时期争议很大。

 

一系列政见的分歧,最终在北伐这件事上总爆发出来。

 

为了加紧筹备北伐统一中国,苦于北伐军队没有军饷供应的孙中山,向陈炯明下发通牒说,陈炯明必须参加北伐,并且要筹措500万元军饷支持北伐军。陈炯明认为自己做不到,陈炯明说:广东自辛亥革命后连年用兵,经济疲敝,无论是军饷还是军械,都难以支撑长期北伐,而根本的一点,就是陈炯明始终认为,不应以激进的武力方式统一中国。

 

双方最终谈崩了,孙中山于是强令陈炯明辞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虽然军权在握,但陈炯明仍然选择了辞职、避开孙中山远走惠州“休养”。

 

此前,孙中山担心陈炯明认为,孙是要夺取广东的党政军全面大权,因此曾对陈炯明说,北伐无论成功与否,孙本人都不会再回广东,孙中山对此自嘲说:

 

“我是广东总统,竞存(陈炯明)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

 

但无论是“广东总统”还是“广东皇帝”,一系列的政见分歧,最终让孙中山和陈炯明,走到了濒临决裂的边缘。

 

1922年6月16日凌晨,趁着孙中山掌控的部队北伐之际,支持陈炯明的部将叶举,在陈炯明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发动兵变,并炮轰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的住所越秀楼,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因此在开炮前,特地让人打电话向孙中山“通风报信”,让其赶紧逃跑;于是,孙中山登上了珠江的永丰舰,宣布和粤军叛军开战。

 

孙陈两人,至此彻底决裂。

 

6

 

在孙中山看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统一中国、振兴中华,他在国民党内行独.裁,力主武力北伐,都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最佳选择;至于他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和列宁的暧昧,也是为了达成北伐统一大业的无奈之举。

 

但有着某种军阀倾向,同时也自由开明的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种种做法和政见,也一直不肯苟同,在此情况下,经历1922年的“六一六”兵变后,双方正式决裂,此后,孙中山和陈炯明沿着东江拉锯战了三年,最终到1925年,在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打击下,陈炯明的军队实力基本崩溃,陈炯明避无可避,最终选择远走香港。

 

1925年同年,冯玉祥发动兵变推翻曹锟政府,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同年,孙中山因为肝癌在北京去世,临死前,他穷尽生命中的最后气力,对周边的人说出了最后的遗嘱:

 

“和平,奋斗,救中国!”

 

听到孙中山逝世消息后,陈炯明在香港亲自撰写对联悼念: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陈炯明看来,他与孙中山的矛盾,更多是政见分歧导致的“公仇”,而功过是非,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 

 

1923年6月,孙中山到东江督导进攻陈炯明。

 

陈炯明远走香港后,人们这才发现,曾经两次主政广东的“广东皇帝”,由于一直廉洁奉公,竟然困顿到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在香港,他和自己的老母亲、妻子、五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全部挤在一个小公寓里,只能靠着老部下的接济生活。

 

对此陈炯明的老朋友白逾桓回忆说,陈炯明不是到了香港才穷,即使是在当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期间,陈炯明也是:

 

“夏天是一件破旧长衫,冬天只是一件兰衣长衫,出外衣都无有的……余见陈君自奉极薄,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数只,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而陈君不顾也……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书,寝无定时,且为时极短,陈君精力过人,不但能战胜民贼且战胜气候、臭虫、蚊虫及一切外来引诱之物,盖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在香港期间,陈炯明参与了将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使得其由原先鱼龙混杂的会党,开启了向现代政党转型的第一步,陈炯明也因此被推举为致公党第一任总理,后来,致公党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的参政党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陈炯明一起参与谋划“大东亚”事业,并给他送来了一张高达8万元的天价支票,对此,生活困顿到连多一身衣服替换都没有的陈炯明,却直接在支票上打了个大大的叉,然后退还给日本人。

 

陈炯明说:“现在日人不顾一切,以继续的暴力,强占我国东北领土希图并吞,已非国联所能制止···我全国同胞,其速起,余虽不武,愿执鞭焉 。”此后,他积极推动致公党参与抗日,并多次演讲主张抗击日寇、夺回东北。

 

7

 

1933年9月,由于生活底层、食物不洁,加上起居没有规律,陈炯明最终因肠炎入院,当年9月22日,他最终病重去世。

 

临死前,家里人问他对家事有什么要交代的,陈炯明一脸苦笑说:

 

“吾家事无可语!”

 

家里人又问他对国事有什么要说的,弥留之际的陈炯明突然兴奋起来,伸手想拿纸笔,但手脚僵硬的他已无法控制,只是嘴里连声大呼:

 

“共和”、“共和”

 

尽管在当时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过气的革命者和没落军阀;在后世的教科书版本中,他则是一个背叛国父的革命叛徒,然而在弥留之际,他却与孙中山,有着异曲同工的遗言和梦想。

 

陈炯明死后,家里穷困得无钱举办丧事,无奈下,家人只能借用他老母亲的寿棺来殓葬陈炯明。1934年4月3日,在故友陈济棠的资助下,陈炯明最终得以从香港,迁葬到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之所以选择在4月3日迁葬,是因为这一天是陈炯明主政广东时,设下的广东禁赌纪念日,惠州则是陈炯明的“发家之地、立功之地、败亡之地”,最终,也成了他的归葬之地。

 

文革时期,红卫兵曾经想炸掉陈炯明的坟墓,由于当时民居侵占建到了陈的坟墓旁边,周边居民怕炸弹殃及民宅极力阻止,陈炯明的坟墓才因此得以免祸。 

 

迁建后的陈炯明坟墓。

 

最爱君在惠州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去看过他的坟墓,并曾经写过一篇呼吁保护陈墓的稿子,每年清明节前后,最爱君注意到,总会有人前往祭奠这位曾经在惠州禁赌禁烟(鸦片)、功泽当地的老“军阀”。

 

一个人死后几十年,却一直被人怀念,与教科书上的定性和骂名相比,这也值得时人更多的反思。

 

对此,早在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香港《工商日报》就刊登过这样一个讣告: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世事有沧桑,斯人无绝对。 


参考文献:

叶曙明:《陈炯明与吴佩孚:南北两秀才》,《文史天地》2016年第7期

邓宾善:《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分合恩怨》,《文史春秋》2011年第1期

卢玉华:《陈炯明晚年思想述略》,《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段云章:《陈炯明与辛亥革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付金柱:《陈炯明与近代广东女权运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陈钦:《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滕征辉:《民国大人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







//所有站点 //公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