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含金量
2018-07-10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台湾“国史馆”编纂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中,收录有一份陈诚写给何应钦的书信。


该信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描述,让人颇为感慨。


陈诚在信中写道:


“第一期作战,因种种关系,作战略上之总退撤,在政略战略上,均可为最大之成功。惟第二期作战,应须注意者……对于战术思想,上下须绝对一致,尤其对于命令,更须统一,以免各级无所适从。如此次湘北作战,军令部与行营均用委座名义下令,然均与委座意旨相反,且均绝对不同。尤其均以电话严厉责行,任何人均无办法。此次胜利,只好归之总理在天之灵,然不可以为例也。”①


“湘北作战”,即俗谓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其实,战事规模远够不上“会战”级别)。


此信写于会战结束后数天之内。当时,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司令长官。此战之后,薛岳才正式执掌第九战区。


图:陈诚与白崇禧合影


也就是说,薛岳和陈诚,都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重要当事人。且陈、薛之间,有师生之谊。这是陈诚写这封书信给何应钦,指责高层命令不统一让薛岳无从施展,为薛打抱不平的主要原因。


如信中所言,军令部(徐永昌执掌)与桂林行营(白崇禧执掌)下达给第九战区的作战指令,均冠以蒋介石的名义,但均与蒋介石的本意不合,且彼此歧异。显然,针对“湘北作战”,国民政府高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战役结束后,薛岳怒呛白崇禧,也与此有关:


“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来亲自指挥吧!”②


一场战事,蒋介石、军令部、桂林行营、薛岳之九战区,竟有四重指挥机构,且意见不能统一,失败似乎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但此役最后以胜利告终,所以陈诚才会在书信里慨叹“总理在天之灵”庇佑,强调乃侥幸所致,“不可以为例”。


参考中、日双方关于此役的记载,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陈诚所谓的“总理在天之灵”的涵义。


据日本防卫厅编纂的《长沙作战》,日军此次向第九战区进攻,目的是“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 以奇袭战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③ 


故此,日军无意与国军展开攻坚,“渡过汨罗江后,无所获,又到了捞刀河北岸,看了看长沙就撤退了。”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等人承认:


“(此役)我军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


此言,大体概括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含金量。




注释

①《手令拟呈今后作战意见》,1939年10月18日。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台)“国史馆”,第145~146页。

②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系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第04-06页。

④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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