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能影响一千年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2018-07-07   华尔街俱乐部


1/6、病急乱投医的宋神宗

公元1067年,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

皇帝即位,按例要赏赐群臣,可是很快宰相韩绛就带来一个“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坏消息,自己原来继承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大公司。

神宗把先帝留下的老臣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既不增税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老臣们群策群力,有说“二十年不打仗”的,有说“要对内稳定”的,神宗一听,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说这些道德文章,难怪国家治理不好。

神宗将目光转向群臣中最德高望重的司马光,这位老臣不慌不忙地说出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

神宗失望之余,想到一个人,当时朝野有这么一种说法:“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介甫”就是王安石的字。

神宗很快召王安石进京,一场改变帝国命运引发后世无穷争议的变法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其实,神宗在启用王安石变法之前,本应好好想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宋百姓富足,国家却没什么钱?

2/6、“冗员”和“冗兵”

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那么最好的年代可能就是在宋朝。因为收入高,宋代官员的收入,是明代同级别官员的五到几十倍。

不但工资高,官员还特别多;多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宋实行的是“官、职、差遣”三分离的奇葩制度,形象地说,一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司长,实际上干的是农业部养猪司的活儿。

结果就是70%的官员领着高薪,却没有工作让他干。

财政亏空的另一个原因是军队国家终身包养的“募兵制”,水浒传里的林冲,只不过是个军校教师,生老病死、老婆孩子,所有生活开支都是国家承担。这样的职业军人,神宗即位时有一百四十万,用了80%的财政开支。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制度呢?大家一定听过“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半:将领的指挥权被剥夺了,那些士兵怎么办呢?遣散回乡?那就是流民,造反怎么办?

太祖大笔一挥,全部养起来——名为养,实际上是把军人和社会隔离开来。

1067年,本应是北宋的最富足的时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民间的土地开垦面积达到了新高,更重要的是,宋鼓励工商,整个社会经济相当发达,整个国家的财政应该相当于汉武帝即位时“文景之治”后国库极度充裕的情景。

所以这次的财政危机,完全是因为“冗员”和“冗兵”,大宋的政治经济,本身的运作还是非常健康的。

应对财政危机,中国历朝都有很多“精兵简政”的方法,可以神宗毕竟是年轻人,沉不住气,又太急着用钱了,他支持王安石变法,目标很单纯,要增加财政收入,而完全不管王安石接下来的改革,是一个多么大的坑。

因为王安石要做的事,如果真的办成了,会在一千多年前,就把中国带进现代财政与金融的国家。

3/6、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对“王安石变法”?

如果“穿越”曾经发生过,我高度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某位央行行长“穿越”到宋朝的。

研究财政史起家的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变法”就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就是用国有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使经济总量增加,这不过是现代国家的财政常识。

以青苗法为例,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无钱买种,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而青苗法就是现在的小额农业信贷,政府自己把国库的余钱以较低的利率借给农民,既增加了国家财政,又减轻了农民负担。

穿越过去的王安石,用的是现代人的智慧,而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判断依据是古人的经验——一切以“政府理财”为名,想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一旦基层官员实行起来,都会变成“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的工具。

在“改革”拥有天然正义的今天,我们都希望王安石赢,但结果却不幸被司马光言中:

青苗法本义是“农民有需要,政府要提供帮助”,但实施的结果,“放贷额和清收率”变成了“政府官员的KPI”,官员们只好每年把贷款摊派到每一位农民头上,再每人捆绑一个大户担保。偏巧“青苗法”的头几年,年年有灾,年年欠收,结果不是大户破产,就是农民失地,唯有政府财政年年增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今天的历史书上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用人不当”,但仔细史书,你会发现支持“变法派”官员除了王安石之外,几乎都是善于钻营投机的佞臣,而当时的名臣,如苏轼、欧阳修、司马光,无一例外都反对变法。

这就绝不是“用人不当”四个字可以概括的——不是“坏人”支持变法,而是支持变法的都会变成“坏人”。

4/6、为什么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都是小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是干实事的人,司马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又思想保守,只会做道德文章,才会用“不与民争利”这种泛泛而谈的空话去否定变法。

这种说法就是把“道德文章”和“干实事”对立起来,非常符合“五四”之后,知识界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但“道德文章”真的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说教吗?

以“百善孝为先”为例,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它当成帝国最重要的道德支柱,还要求皇帝身体力行呢?不是说“孝”比其他的道德更道德,而是因为农耕时代的生产力不足以提供社会福利,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如果得不到子女的赡养,就会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 

农耕经济养活不了太多的官员,农业时代的管理能力也完全不足以统治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类似“赡养老人”一类“法不责众”的要求,又很难通过法律来强制。统治者只能要求官员先“以德服人”,再让万民效仿,“道德”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

这就要求,所有让百姓去遵守的法令,都要在社会广泛认同的儒家道德中找到依据。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既不是高瞻远瞩,也不是精明算计,而是道德崇高的人。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政府官员亲自放债,显然破坏了这一形象,也破坏了王朝的统治根基。

事实上,历代王朝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扰民。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欧洲农民习惯粗放耕种,就需要封建领主带领他们抢占土地,所以封建贵族们个个粗鄙不文,孔武有力;中国农民很聪明,擅长靠精耕细作来自给自足,对政府的最低要求只有三个字:别烦我……,不对,是“不扰民”。

这就是中国百姓与王朝统治者的契约:你只要别来打扰我,也别让外族来打扰我,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给你交税。这也是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注重“休养生息”的原因。

不扰民,看似“无为而治”,其深层含义在于“政府的自我约束”。

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大事不成。孔子的警告让司马光对这身后的这帮官员们,有了更清醒地认识:当官不过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一旦摆脱了道德的束缚,一旦“见小利”,一旦被KPI缠身,就会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

而王安石就像一个穿越到宋朝的现代技术官僚,在他看来,有没有人执行,执行人的品质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把这些改革的条文变成一个个指标,强行派发下去,不管能吏廉吏,能完成KPI的就是好吏,最终就能实现他的“变法大业”。

司马光的忧虑终于变成了现实,缺乏道德约束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现象横行。《水浒传》里的头号大奸臣蔡京,曾经是著名的变法派官员,可一听到司马光复出,五天之内废除了自己管辖区内所有的新法,向司马光报功。可后来支持新法的宋哲宗亲政,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的中坚人物。

当司马光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抬起头时,他对于新法最为担忧的,恐怕还是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

5/6、“王安石变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

王安石本该想到,这场改革最初的支持者宋神宗,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站到他的反面。

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解决财政危机,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变法没几年,各级官员好像变戏法一样的,把钱变进了国库,也出现汉景帝时钱都堆不下的情况。

财政困难解决了,而新法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还要不要继续支持新法呢?神宗对王安石一会儿任用,一会儿又贬官,就体现了他的矛盾。

在这场“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帝国官员大分裂中,神宗恐怕要哭笑不得,我就是想多弄俩钱花花,诸位大人何至于此啊。

而神宗之后的皇帝也同样如此,没钱想到要变法,有钱又要恢复旧法;新帝亲政想要有新气象,就支持新法,搞砸了,想要安抚天下,就下罪己诏恢复旧法。

这恐怕也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重要理由:财政嘛,有时好有时坏,大不了有钱多花点,没钱就省着用,唯有道德是永恒的,怎么能一会儿变法,一会儿又不要变法了呢?皇帝自己钻营投机,还怎么成为官员的楷模?官员个个如狼似虎,还怎么让百姓安份守已?

我在《只要认真搞,没有什么KPI搞不挎的企业》一文中,说过:

KPI是个好东西,你考核什么,你一定会得到什么;

但KPI又是个坏东西,凡是你不考核的东西,都会成为业绩黑洞。

评论区显然很多人认为我反对KPI,其实并非如此。

一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总是要变化的,导致KPI也在不停地变化,如果领导人只盯着KPI,必然一天一个想法,员工无所适从,必然会把工作变成“制造数学的游戏”。

所以任何KPI考核都必须以稳定的企业价值观为前提。就像失去了道德的统治,必然产生道德风险一样,抽空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企业管理,要么沦为员工“欺骗”公司的工具,要么变成公司压榨员工的制度。

本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按照黄仁宇的说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落后,不足以以现代金融财政的方法管理帝国的财政。

那么到了管理手段很丰富的今天,或者大数据明天,是否可以彻底抛开道德与价值观,直接用数字对整个企业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呢?

6/6、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标志着罗斯福新政延伸至农业,其核心的政策就是削减农产品产量,提高价格,保护农民利益。

其中有一项“农产品无追索贷款计划”,政府以高于市场价预购农民未来的农产品,其实就是小额农业抵押贷款。

是不是很熟悉?事实上,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在后来说:

我接任农业部长后,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

而青苗法正是宋代的“常平仓”——“常平新法”。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叫陈焕章的留学生写下了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里面介绍了中国“常平仓”制度,并重点介绍王安石的改革。

华莱士后来读到了这篇论文,产生把“常平仓”制度引入美国立法的念头。他最终成功了,因为罗斯福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一样,也是财政扩张政策,只是前者有凯恩斯主义为理论指导,而后者完全是王安石天才的想法。

这可算是王安石变法在一千年后的现代制度下的再次尝试,然而,罗斯福新政实施中的问题也再次证实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端。比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中看到的的“倒牛奶事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政府通过要求奶农减产保价,但奶牛不管这套,它每天都要挤奶。奶农联盟组织于是开始设路障,禁止奶农销售,逼迫他们倒牛奶。结果引发了奶农间的“偷菜游戏”,大家都想办法把自家的牛奶偷偷卖掉,转而又大肆抢别人家的牛奶倒掉,就是照片上的那一幕。

当时有一句对农业政策的嘲讽——骡子都知道不能践踏别人的田地。

“道德风险”从来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人性也不会因为科技管理手段的进步而改变,道德、价值观、文化、宗教信仰……,这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也必然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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