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滦州起义:想象、宣传与真相 | 短史记
2018-06-11   短史记


图: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阎锡山合影


文 | 克念


1928年,南京政府“二次北伐”成功,北洋政府退出历史舞台。


国民党的政治任务由“统一”转型为“建国”。国民党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党内地位,也将由军事上的战功落实到政治上的职衔。


这是需要考察党内履历和革命资历的。


蒋介石的党内履历当然没问题。阎锡山的革命资历也很深厚,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十余天后,身为清军标统(团长)的阎锡山就起兵响应,成立中华民国山西军政府,自任都督。北方新军中,响应辛亥革命的高级军官之中,真正举义成功又坚持到民国成立的,只有阎锡山一人而已,他的历史功勋没人能够抹杀。李宗仁年纪虽轻,“参加北伐”的历史却比冯、阎要早,1926年第一期北伐,李氏的新桂系就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基本部队。


至于冯玉祥,他在二次北伐之前最耀眼的革命履历,乃是1912年初的滦州起义。这次距离京师只有一步之遥的起义以十分悲惨的结局告终,但他用事实证明了冯玉祥的革命立场,在三十岁这最好的年纪,他宁愿抛弃在清朝/北洋系方面的大好前途,不怕牺牲生命,不怕抄家灭族,将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奉献给了孙中山的革命。


无论在国民党已经当家的1928年,还是在北洋系全盛时期的1918年,冯玉祥始终以自己参与、领导滦州起义而自豪。他本人对于几位起义烈士的纪念,始于1916年;开始对外宣扬自己在起义中的功劳,则始于两年后他以北洋军名义占领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之后。


出任湘西镇守使,是冯玉祥由带兵官转型为地方实力派的开始,也是他将自己所率领的军事团体转型为政治团体的开始。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提滦州起义的功勋,作为政治创业的奠基石,确实非常恰当。


图:1928年,《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冯玉祥


冯玉祥“口述历史”的三个面相



对冯玉祥来说,整个民国七年(1918)都充满着奇妙的混乱和转折。


这一年刚开头,1月20日,冯玉祥率领第十六混成旅,奉北洋政府令,离开浦口,增援北军在湖南发动的攻势。三个月前,他接到的命令是“援闽”,但当时代总统冯国璋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矛盾剑拔弩张、和战不定,冯将部队开到半道就停了下来,在浦口等待形势的稳定。


冯的心中是有不情不愿的。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扫平逆乱“三造共和”,其主力部队就是第十六混成旅。然而段氏并不感激冯,反而视冯为累赘,趁其喘息未定,又将第十六混成旅派上了战场。


冯的恩主陆建章,更加不情不愿。冯陆两人是姻亲,冯玉祥的夫人,是陆建章妻子的族侄女。倒不是说冯之前的加官进爵靠了多少陆的推毂,但是眼下的十六旅,其骨干军官几乎都是陆建章的同乡和亲信。一年半前,陆建章是督理陕西军务的将军,被下属推翻后仓皇逃离,一直不得重用。陆是安徽人,非常想回乡做个督军,但手握实权的段祺瑞因为历史宿怨不愿满足陆这个心愿。这令陆相当愤懑。


第十六混成旅开拔没几天,就在湖北武穴停了下来。陆建章悄悄到了冯玉祥军中。


2月14日,冯玉祥突然通电,以拥护冯国璋的名义要求北洋政府停止对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战争,“迅速罢兵,以全和局”。这就是震动全国的“武穴主和”。


陆建章当时的战略是这样的:先部署十六旅进攻安徽,以求事实上的占领;再要求冯国璋任命其为督军,以求政治上的合法。


然而,几乎就在同时,经段祺瑞军事幕僚徐树铮的策划,奉军六个混成旅入关,虎视京师,冯国璋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在这情况下,他的嫡系“长江三督”,即苏赣鄂三省督军,也就不能再暗地里左袒冯玉祥了。


冯玉祥明白事机不妙。尤其是段氏已经命令重兵将十六旅团团围住,自己再不屈服,恐怕要被全歼。于是,他一面假装坠马伤腿,以不问军政为由,逼走了陆建章;另一面托旧友搭上了驻军武汉的北洋老将曹锟,要求依附。


三月中旬,北洋政府下令冯军归曹锟节制。冯玉祥上表谢恩,并作了一番沉痛的自我检讨。然后立即遵令开拔,攻击湘西,进而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地盘。那边厢,徐树铮担忧陆建章若再次同冯军结合,又不知要惹下什么滔天大祸,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六月将这位现役上将不经审判就秘密处决。


七年半后,冯玉祥“一报还一报”,为陆建章报仇秘密处决了徐树铮。但现在,他必须隐忍。他非但对陆氏被害一言不发,且更加主动地完成中央交予的军事任务。如此,经过半年的考察,段祺瑞、徐树铮终于确信,冯氏虽然“人极阴鸷”,但毕竟“兵精械足”,且其后台陆建章已死,谅也翻不出什么花样。又看他近期非常恭顺,于是决定正式任命他为湘西镇守使。


这让冯玉祥首次合法拥有了一块有权综理军政、民政的“小封国”。


1918年底的冯玉祥,军职虽然还是一名旅长,但他对部队的掌握程度已经完全不同。陆建章死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将陆的旧人逐个清除,把自己从滦州起义时期一手培养的军事干部安插到重要岗位。占领湘西三县,也使其有了足够的经费和稳定的时间,来将这近万人马打造成忠于自己的私家军队。这些将士的眼中不会再有陆建章和曹锟,也不会再有冯国璋和段祺瑞,“冯旅长”、“冯镇守使”,才是他们唯一的恩主和君王。


后来对民国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西北军”,于此发轫。


在湘西的这两年,冯玉祥开始有意识地在中高级干部面前宣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尤其津津乐道民国元年的滦州起义。


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是很容易出现“罗生门”的。尤其是那些参与者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往往只是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操作切入口来观察、判断、描述,皆是一孔窥豹盲人摸象,出现荒腔走板的场景还原所在多有。这可以称作口述史里的“无意识谎言”。


口述史里还有一种“有意识谎言”。比如刻意强调自己在某个正面事件中的正面作用,或故意掩盖自己在某个负面事件中应该承担的罪责。


冯玉祥关于滦州起义的口述,也未能避免上述两种弊端。


冯确实是滦州起义的发动者之一。问题在于,他并非起义真正的指挥者,且同其上级领导同盟会河北支部毫无接触。对于当时革命党方面的整体战略,冯玉祥一无所知,且起义的指挥者全部死难,冯在事后对整盘计划也无从得知(后世的史学工作者可以依据档案还原起义计划,但冯当时看不到这些档案)。因此,冯只能根据自己掌握的零碎信息,来作事后拼图。


另一方面,起义的指挥者全部死难,也助长了冯玉祥自我吹嘘的胆量。反正“死无对证”,冯尽可能在描述中强化、扩大了自己对于事件的影响力,为自己塑造了一幅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形象。


也就是说,对冯玉祥而言,他参与的滦州起义,其实有三个面相:


1、事件本身的真相;

2、冯自己推断、想象出来的事件经过;

3、冯以宣传为目的而讲述的事件面貌。


图:北洋时期的冯玉祥


张绍曾与“滦州兵谏”



冯玉祥在湘西镇守使任上,对下属多次讲过滦州起义及起义的逻辑起点“滦州兵谏”,并被其手下的少校书记官赵卓志记录了下来。


赵卓志的自我介绍如下:


“1920年,冯玉祥先生率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我担任旅部少校洋文书记官,同时教冯读些英文。由于这样的机缘,在公务之暇或教读间隙,和他闲谈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得以详细地听他谈叙他过去的一些事。”


作者声明“得以详细地听他谈叙他过去的一些事”,也就是说,他的记录文本来自冯玉祥的口述,我们可以将赵卓志的记录,当作冯玉祥的当事人回忆录来看待。


根据冯玉祥的回忆,赵卓志写道:


“1911年革命军尚未在武昌起义的时候,清政府曾抽调驻防奉天(今辽宁省)的新军第二十镇(镇相当于师,镇的长官是统制,相当于师长)进关参加秋操。这支队伍在到达京东滦州(今滦县)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

(括弧内文字为原文所加,下同。)


这部分背景介绍完全符合事实。不过,文中没有说明的是,二十镇并非全员参加永平秋操,而是将其下辖的四十协中的七十八、七十九两标人马组成混成协(独立旅),进关演习。冯玉祥在这里有意无意作了模糊化处理。


作者继续写道:


“该镇统制张绍曾立即联合第三镇协统(协相当于旅,协的长官协统,相当于旅长)卢永祥等联名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十二条。结果事未成功,张绍曾本人却被迫离开了他所统率的第二十镇。”


这一事件,史称“滦州兵谏”。


然后作者(其实就是冯玉祥)解释了张绍曾离开部队的原因:


“这是因为第二十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调一部分官兵混合编成的。内中一部分军官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例如冯玉祥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也另有一部分军官仍然具有封建保守思想。”


这个介绍也是准确的。清军第二十镇“内中一部分军官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例如冯玉祥就是其中的一个”,这话不假。非但是冯玉祥,还有两位管带(营长)施从云、王金铭,比冯更靠拢革命党。


但是,在军队内部势力的平衡问题上,中下级军官,如管带、督队官、哨官之类,他们的政治立场的重要性是很有限的。张绍曾此时究竟有多少武力自信,要看高级军官,也就是几位协统愿不愿意跟着他闹革命。


事实是,张绍曾手下的统领,如潘榘楹、萧广传,都是铁杆保皇派,连君宪党也算不上,更别说襄赞革命了。所以,无论人微言轻的冯玉祥是否倾向革命,对大局都毫无意义。而且,冯玉祥所在的八十标留在了驻地新民府,并没有入关参加永平秋操。


其实,上述关于第二十镇内部支持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势力消长的分析,毫无意义,因为“滦州兵谏”本身并不是一个革命行动。冯玉祥谈“滦州兵谏”强调自己的革命立场,只是为了夹杂“私货”突出自己。


1911年10月29日,张绍曾通电全国,建议清廷开国会、立宪法、组织责任内阁。这行为看上去很激进,但通电内容,都是清廷“新政”的应有之义,在慈禧活着的时候,就曾承诺一定会推行,龃龉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张绍曾的行动并非大逆不道的“革命”。事实上,他也没有否定清廷和摄政王的统治合法性。所以,保守如卢永祥、潘榘楹者,都在通电上签了名。


张绍曾确属反清志士,但他并非莽夫。考虑到革命党在第二十镇中不成气候,张先提出清廷曾经承诺、但始终未曾施行的要求,既是基于第二十镇内部政治立场分歧的现实,也期望于摄政王一口拒绝,那时称兵反清就有了明确的道义性。结果,清廷同意了“滦州兵谏”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并将其明列入宪法性文本“十九信条”。朝廷还入太庙昭告天下,强调一定会实践自己“还政于民”的诺言。这下,张绍曾就尴尬了。


冯玉祥继续回忆道:


“因此,在该镇内部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清朝统治者对于这种情况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他们就采用了分化手段,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从而迫使张绍曾不能立足,终于离开了第二十镇。”


事实上,走到这一步,清廷无需“采用了分化手段,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他们只要下一纸调令就可以了。


11月5日,也就是滦州兵谏一周后,清廷颁布了“十九信条”的第一批实施细则,即准速开国会,开放党禁,参与起义之革命团体均可按律改组成合法政党;并同意赔偿汉口战区普通商民的财产损失。次日,下诏免张绍曾二十镇统制官职务,升任兵部右侍郎衔长江宣抚大臣。其缺由四十协统领潘榘楹接任。


张绍曾当然知道自己已身处杀机四伏之境,他整装待发,意图以官方宣抚大臣的身份,去武昌同革命军接头。但他的几个军中亲信,如孙谏声等同盟会员,觉得机不可失,急于要在张走之前就在二十镇发动起义。没想到事情泄露,十余位军中革命党人四散逃亡。张绍曾受了牵连,武昌当然是去不成,只能黯然下野去天津隐居。


“张绍曾不能立足,终于离开了第二十镇”,这当中的具体原因冯玉祥并不清楚。他并非革命党内的核心人士,对内情一无所知,也就只好这么含含糊糊一笔带过。


图:张绍曾


孙谏声赠冯玉祥《扬州十日记》



滦州兵谏的失败,使得第二十镇内的革命党人迫切地认为:既然部队主官和高级将领已经无能为力,那么,发动反清起义的重担,就落到了基层革命党身上。


到这里,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冯玉祥接近、参加、组织革命团体的过程。


1909年春,山东的新军第五镇进行校阅,第三营督队官(副营长)冯玉祥和标统萧广传代表第一混成协,前去济南观操。冯还准备顺道去拜访其老领导兼姻亲、曹州镇总兵陆建章。陆原本是段祺瑞手下的协统,两人发生剧烈口角,后者要前者下跪认错,前者扬长而去,因袁世凯包庇而未受处罚,不久就外放曹州。


这一趟出远门,冯玉祥转了小半个华北。此行似乎改变了他的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


冯从第一混成协的驻地新民府坐火车到天津。由于津浦铁路还在修建,自天津到济南,只能坐驴子拉的“轿车”。到济南后参观校阅,于端午节后去曹州,再骑马去开封看望一位老同事,又坐火车经郑州转北京回新民府。这是冯玉祥此行的大致路线。


之前,冯玉祥从未脱离部队走那么远的路。此番孤身上路,让他了解到了许多民间疾苦,听闻了许多的百姓心声。


在天津到济南的漫长的驿道上,冯玉祥看着由远而近的漫漫尘沙,在颠簸的驴车中痛彻心扉。很多年以后,他写道:


“我们每天这样从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庄或市镇上投宿。下了车,脸上蒙的尘土至少有一个铜板那么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脸、漱口,口里吐的也是尘土,鼻子里喷出来的也是尘土。头上(被驴车的颠震)碰破的不算,浑身筋骨也被震得发痛。”


“其苦真是不可言状。”


冯玉祥只受过两年出头的正规教育,其后自学勤恳,但毕竟缺乏系统科学的逻辑训练和理论训练。因此,他的思维充满着臆想和跳跃,对文化、制度、器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基本的理解。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直觉式的绝望:


“我们现在许多大人先生,到现在还要夸说我们中国的古旧文明,以为凡是古老的,都是好的;凡是新东西,都不赞成。真是可笑得很。”


“我是素来认定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太落后了,若不努力赶上时代,真会没有前途!”


在这次行程中,冯玉祥的语言和行为开始起了变化。


端午节,山东巡抚在济南大明湖宴请前来参观第五镇校阅的嘉宾,冯玉祥也在受邀之列。他故意穿着粗布大褂去赴宴,逢到差役阻拦,就同他们大声争吵,引起长官注意后才被请进去。


服饰端庄好这种正规社交场合的基本礼仪。这一点冯明白得很。四年前参加河间秋操的纪念宴会,他特意自费花了近九十大洋——那可是他之前当士兵时一年半的薪饷——订做了一套呢子大礼服。现在,他故意身穿粗布大褂进入同样庄严的会场,自然是故意挑衅,以发泄自己郁积的不满。


这是他被旁人讥讽为“不近人情,虚伪夸饰”的开始。


冯去探望陆建章的时候,后者显然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某些转变。但由于缺乏切近的例子,也不好开口教训,于是给了他一本彭玉麟的奏稿选编。彭的谥号是“刚直”,名如其人,刚毅率真,嫉恶如仇。但他这种性格的读书人,竟然能赢得身前地位、身后名声,可见也有极高的见识和手腕。


三十不到的冯玉祥,给时人的感觉,也是越来越“刚直”,越来越锐利激进,不与人同。陆建章正是发现了这一点,才给了他这部彭玉麟奏章选辑,让他好好学习一下同类人是如何升官上进,而不被同僚及朝廷列入另类歧视打压。春风化雨,言行浸润,陆建章是冯玉祥名副其实的恩公。


但此时的冯玉祥,更心仪《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这样的书籍。这两本书给予了他那种形而下的反抗心态以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支持。


给他书的,是同一标的工兵营哨官孙谏声。


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下的政治不平等,放到民(种)族主义语境中,很容易就被诠释为民(种)族不平等。以冯玉祥那种敏感强横的个性,无论哪种不平等,他都早就感受到了,并深深为之愤懑。


1906年,袁世凯升官进入中央,新军的管理组训交予新设的“督办训练近畿各镇大臣”,由满人凤山以副都统衔出任。凤山原本不过是东安巡捕分局总办,后以参领(上校)衔而任新军第一镇统领官(师长),属于特殊待遇。这已经引起新军上下的普遍不满。现在又一跃而为近畿所有新军的统帅,直属陆军部,更令将士们骚动难安。


冯玉祥对此事评论道:


“这样一来,稍有良心热血的官长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趋向反抗的道路了。”


这无疑是夫子自道。


但直到1909年春夏,他在华北转了小半圈的行程中偶遇孙谏声,得了关于“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小册子,其所有的义愤,才终于转化为意识形态上的反满革命。


图:扬州十日记,在清末曾广为流传


王金铭组山东同乡会的真目的



回到新民府后,冯玉祥纠合几位军中志同道合的好友,组成了“武学研究会”,表面上是研讨兵学的读书会,实则日夜商议反清大计。武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除冯这位会长外,主要有施从云、王金铭、郑金声等人。


革命党在京津直隶的核心组织是同盟会河北支部,主盟人陈兆雯组建了许多第一层外围组织,比如孙谏声参加的国家主义社团铁血会。孙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在新军中发展成员,如冯玉祥等。然后孙再提供一些反清小册子和《民报》供冯去宣传扩散。因此,武学研究会只是第二层外围组织。随着思想宣传的深入,施从云、王金铭被吸纳入铁血会,并成为了革命党第一层外围组织的领导成员。


对于上述层级,冯玉祥漠然不知。直到晚年还自得地认为自己是第一混成协中的革命领袖。事实上,革命党并不信任他,他既接触不到核心组织,也接触不到核心机密。比如,招募冯玉祥的孙谏声,不久后就对冯非常失望,说他“多谋而无学,多言而无信,非可以共生死者”,拒绝让他进一步接触革命同志。


冯玉祥并不知道革命党对他的评价,也不知道自己没有资格与闻滦州起义的核心机密。否则,他恐怕不会一辈子都以这次起义为荣。当然,孙谏声内心对冯的疏离,冯应该也有一些直觉。日后提及滦州起义及之前的革命工作时,冯的笔墨多落在武学研究会诸位同志身上,对自己的革命领路人孙谏声则少有提及。


革命党人认为冯“多谋而无学”,对他疏离。但冯的新上级陈宧,却对他青眼有加。


宣统元年(1909)夏,陈宧获派署理暂编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官。第二十镇是新编军队,其中第一混成协编制保留,改名为四十协。这样,冯玉祥在武学研究会中的革命同志,也就全部保留了。


陈宧对冯玉祥大为赞赏,甚至说他将才卓著,即使是一协一镇也必定能指挥如意。如果说陆建章只是欣赏冯玉祥的勤奋刻苦,精明勇毅的话,那么,陈宧则是认可了冯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不久,刚满二十八周岁的冯玉祥,升任四十协八十标三营管带。


但此时的冯玉祥,对升官发财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想革命。


为进一步推动军内反清工作,革命党决定以武学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山东同乡会”。据冯玉祥介绍:


“就在这一年的年尾,又有金铭发起,联合孙谏声、张振甲、董锡纯、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东同乡会。”


山东同乡会既由王金铭发起,他又是山东人,因此,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团体领袖。这个团体对外宣称的职能,是保护同乡在山海关外的开垦利益,实则“筹措巨款,购置弹药,同时暗中派人与内地的革命分子接纳”。


王金铭发起山东同乡会的目的,乃是为了瓦解武学研究会,边缘化武学研究会的领导冯玉祥。


事实上,山东同乡会也允许其他省籍的同人加入,比如张之江、鹿钟麟、韩复榘都入会,冯玉祥也是。但他们只能成为“名义会员”,非正式会员自然成不了领导者。


革命党排斥冯玉祥的原因很复杂。基本出发点当然是孙谏声的判断;同时,也与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官换任后,冯玉祥的重要性正在显著下降有关。


宣统三年(1911)春,陈宧被调任奉天清乡督办,第二十镇统制的缺,由张绍曾接任。


掌控军谘府(参谋本部)的满清亲贵载涛、良弼,当时最担心的不是革命党,而是袁世凯缔造的北洋系武力已经尾大不调,自成一派,在关键时刻未必能够听从朝廷的命令。因此,他们想换一批同北洋系关系不是很密切的青年军官上台,扶植其成为自己的嫡系。


这才有了撤换陈宧而任命张绍曾的闹剧。


据说,载涛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先任命张绍曾为二十镇统制官,然后通过他来控制同样是拱卫京畿的第六镇和混成第二协——这两支部队的主官吴禄贞、蓝天蔚,都是张绍曾的同学兼好友,人称“士官三杰”。满清亲贵不知道的是,吴蓝二人早已是十足的革命党,连张绍曾也暗中倾向反清运动,只是性格稳重,没有明确表露罢了。


张氏到任后,提升了一批督队官为管带。其中包括革命党人施从云、王金铭。原本同盟会渗透到新军二十镇的职位最高者是冯玉祥。现在,连统制官都是革命党,基层队伍也呈现了成建制革命化——比如七十九标三个营,一营、二营管带王金铭和施从云,是铁杆革命党,三营管带张建功,也被拉进了革命队伍,冯玉祥自然也没那么重要了。


图:陈宧


陆建章的救命与再造之恩



1911年初秋,清廷决定在京东一带举行“永平秋操”。


在原计划中,“士官三杰”都应参与演习。他们商议,届时带着真子弹发动兵变,趁乱进攻北京。但此时朝廷已对吴禄贞非常戒备,第六镇被免于秋操。张绍曾和蓝天蔚遂计划照常行军集结,相机发动。


正在此时,武昌首义爆发。二十镇将四十协下辖七十八、七十九标组成混成协开赴演习地,冯玉祥所在的八十标仍留在新民府原驻地。得知武昌发生兵变,清廷立即命令演习停止,所有部队迅速回防。最精锐的七十九标停在了滦州,被命令就地驻扎,似乎也有保卫北京的用意。以此为基础,张绍曾发动了“滦州兵谏”,因得不到军内高级将领支持而进退两难,最后被摄政王调虎离山,只能流亡于天津。


其实,滦州兵谏刚告一段落,同盟会已经在酝酿武装起义了。


冯玉祥自己,如此借赵卓志之口,讲述了滦州起义的整个过程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


“张绍曾出走后,该镇内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管带(相当于营长)冯玉祥联合同镇另两个管带施从云、王金铭密谋起义,并宣布独立,响应革命军。他们为了表示决心,都把发辫剪去了。不料因寡不敌众,被驻防芦台的王怀庆军包围击溃,施、王两个管带被俘牺牲。冯突围逃出,在外逃途中到了一座寺院,换上了一身袈裟装作和尚的样子,乘上火车潜来北京隐居。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再出头露面。”


如果说冯对滦州兵谏的回忆还算客观的话,那么,以上关于滦州起义的叙述,就基本与史实背道而驰了。


冯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自己是起义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不幸的是,这全然不是事实。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冯并不全然是在刻意说谎,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起义还有一个上级指挥机构。


该年11月底,受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遣,对地下工作极有经验的胡鄂公北上天津,明里组织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暗中成立秘密组织“北方革命协会”,以暗杀、暴动等极端手段来策应革命军北伐。冯玉祥的革命领路人孙谏声也是会员,他强烈建议策动暂驻滦州的二十镇七十九标发动起义。胡鄂公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实施方案,为加强力量,命白雅雨入滦州军中。


也就是说,滦州起义的最高领导是胡鄂公及其北方革命协会,现场指挥方面,军事领导是孙谏声,政治领导是白雅雨。七十九标三位管带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则是具体的执行者。冯玉祥对此一无所知,他一辈子都以为全盘事件是由王金铭策划部署,自己和施从云则是王的重要副手。


图:参加滦州起义的第二十镇部分官兵


正是孙谏声,阻止了组织对冯玉祥交底,因为他始终不信任冯。


冯所在第八十标从新民府移防海阳镇后,王金铭几次去找冯玉祥密谈竟夜,都恪守地下工作的保密原则,仅仅安排了冯去做具体策应工作,而没有透露任何政治安排。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的时候,冯玉祥终究没有参与。这倒不是他胆怯退让,而是由于事先消息已不慎泄露,当局警觉,在起义前一刻,冯玉祥已被其标统监禁。


起义只坚持了四天。


张建功叛变,革命军陷入重重包围,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白雅雨等十四名革命党人,被前来镇压的清军通永镇守使王怀庆逮捕杀害。冯玉祥却被从轻发落,只得了个“押解送回保定原籍”的处分。


所以,他上述所谓“突围逃出,在外逃途中到了一座寺院,换上了一身袈裟装作和尚的样子,乘上火车潜来北京隐居”,真是不知所云了。


为了强化自己的英雄形象,冯玉祥决定加固这种说法。当他谈到这一经过时,赵卓志曾问:


“对于清政府说来,你是一个反叛,怎么不到别处逃生,反倒往北京去送死呢?”


孰知冯玉祥笑着说:


“他们料着我决不敢自投罗网,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出其不意,这样做倒是一个最安全的办法啊!”


其实,滦州起义被镇压后,当局已经判决冯玉祥死刑,是陆建章救了他。


当时,陆建章已转任广东高州镇总兵,在辛亥革命大潮中逃回北京,被任命为刚刚组建的“备补军”左路统领,这是新近秉政的袁世凯的贴身近卫军。这下,北洋系高官们发现,原来袁氏对陆的宠信并未衰减,因此纷纷夤缘。也因陆的缓颊,他们放了冯玉祥一马。


冯玉祥被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没几天,清朝就正式倒台了。他立即去了北京,换了名字,投到陆建章门下,成了备补军的一名营长。在常德的时候,他曾回忆道:


“其后袁世凯窃位为大总统,派陆建章训练新兵,由于陆的保荐,冯才又东山再起,被任为统领(相当于团长),驻防北京北苑,担任训练新兵的工作。”


这倒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冯玉祥有着漫长而辉煌的军旅生涯。其早年有三个节点异常重要:


第一就是滦州起义。他获得了不朽荣光,也使其把对自己忠诚的弟兄们识别了出来,其中有参加起义而被清军打散的张之江、鹿钟麟、韩复榘、李鸣钟等人。这是他日后事业的政治基础。


第二就是这左路备补军的营长,使其将这些已被打散的旧属重新收纳门墙,并又通过招兵吸收了佟麟阁、刘汝明、冯治安、石友三等将才。这是他日后事业的组织基础。


第三就是掌管湘西的两年,冯玉祥通过对手下万名官长目兵的反复整训和理念灌输,把第十六混成旅打造成一支冯家私兵。这是他日后事业的思想基础。


从1912年到1920年,这六年时间在历史逻辑上形成闭环,而解锁钥匙就是滦州起义。有论者认为:


“冯将军对滦州起义的表述,是当时一位下级军官根据传闻和有限的经历,对一项遭受封禁的历史事件所作的表层介绍。”


滦州起义,是冯玉祥最重要的革命履历和政治资本。他必须通过重新描述滦州起义,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品格。至于其口述的起义过程,究竟是事件的真相,还是自己推断出的事件真相,抑或是以宣传为目的而进行的夸饰作伪,对他来说,已经根本不重要了。


图:辛亥滦州起义纪念园,在北京市海淀区


参考书目

《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汪晓东 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我的生活》,冯玉祥 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李新 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护法运动》,第二历史档案馆 云南历史档案馆 合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张国淦自述》,张国淦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 著,台北传记文学社1968年版;

《冯玉祥将军》,高兴亚 著,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辛亥革命史》,章开沅 林增平 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 编,文史资料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本名许敬,系民国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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