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看书是不一样的,读书如守城 | 王培军
2018-05-23   文汇笔会

我的世界(漆画)谢天晓


曾国藩分别读书与看书,有个比喻:“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家书·谕纪泽》、《致澄弟沅弟》)用今天的话说,“看书”就是泛读,“读书”就是精读。“看书”是为了博雅,“读书”是要专精。曾国藩是能打仗的读书人,他用打仗比拟读书,正是本地风光,一点不费力。不过,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乃是更重“守”的。说起来,这也不仅是他,我国的古学者,差不多都是这见解,只没有他比喻的妙。

    

如比曾国藩读书更用功的章太炎,就说:“昔人说致知格物者,皆博通坟籍之士,非于义支离,即于文颠倒。……博学者记忆不专,故语在目前而有不省,寡学者终日相对惟此一编,故俯拾即是也。董遇曰:‘书读百遍,而义自见。’自古有载籍极博,而下笔不能成条理者,亦有寡学著书,反胜博学者。无他,前者失之卤莽,后者得之读百遍耳。”(《太炎文录续编》卷一《菿汉闲话》)读书而“读百遍”,就是务熟读精读,也就是要有“守”。太炎于读书之事,也是更重专精的。

    

又近代读书最博雅的钱锺书之尊人钱基博,也教人云:“熟读为文,乃桐城古文家秘诀,不肯轻以告人者。《论文偶记》曰:‘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此刘海峰以纯直觉所得神韵之学也。海峰后,姚惜抱、梅伯言、曾文正、张廉卿、贺松坡者流,盖于此熟读求法之功为多。”(《桐城文派论》十三,见傅宏星编《后东塾读书杂志》)熟读之事,是否为桐城人的秘诀,姑不论,但老钱先生之重“守”,则是无可疑的。据说老钱的为学,是在《古文辞类篹》这本书上,下了绝大的功夫,这或许是真的。我不知在哪儿看见,为章太炎所推的近代有数的选学专家李审言,在对《昭明文选》下“死功夫”时,是把《文选》逐页撕下来,用米糊贴在桌子上,每天就那么对着读,读熟了再揭去,再贴新的读。就这样地精通了“选学”。钱基博在古文上的造诣,在近代,当可比于李的“选学”,其得力于《古文辞类篹》,是否也用了类似办法,我却没有查考过,不得而知。

    

有个很极端的例子,是清代的《说文解字》专家王筠说的,他的《教童子法》云:“吾乡有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手不释卷者。或问其故,则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丛书集成》本)老实说,我宁愿不会做文字,也不想这么干,这实在也枯燥无味了些。

    

但是不乏与此同调的。《窳櫎日记钞》卷上云:“读沈初明《上武帝表》五十遍,粗能上口,且似有微得,比在汀读书疾读必五六百遍者为益殊多,可知得益与否,全在心专,不在读之多少也。”“吾思用功诵读文不必多,少则五十,多至百篇足矣。”又提了本《南北朝文钞》,说“倘熟读此帙百篇,受用不尽矣”(《乙亥丛编》本)。一读就是“五十遍”,虽则比起“五六百遍”,比较的不算多,在我看起来,却也是很讨厌的。所读的篇数,倒是扩到了百篇,比起那个山东乡间秀才那寡陋的“二十篇”,却比较地说得过去了。《窳櫎日记》的作者是周星诒,是近代名士冒广生的外祖父,其本人也是位学者。

    

曾国藩的那个比喻,假使我没有认错,应是从朱熹转手的,就是说,它也是有所本的。《朱子语类》卷十云:“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又云:“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中华书局本)所说的自极生动,只是于读书与看书,未加区别而已;而把读书比作打仗,是并无不同的。

    

比这个还要早的,我所记得的文献,是欧阳修一首诗,题目就叫《读书》,有几句云:“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居士集》卷九)是否还有更早的,我老实承认,是“自惭陋不之知”。

    

介于二人之间的黄庭坚,说得尤为精警,所以非得引下;其《与王子予书》云:“比来不审读书何似?想以道义敌纷华之兵,战胜久矣。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见《山谷集》卷十九)“道义战胜”,是从前的老比喻,见于《韩非子》,不必多说。

    

晚近的学人,据此而更作譬,也有讲得很好的。袁昶《渐西邨舍日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日)记沈曾植语云:“子培言:‘学力深,能专精数书,乃得扎老营以为安宅。以后耕猎所得,积渐灌输,老营内根愈深、柢愈固,然后群籍之菁英,乃能为吾所有。否则如流寇野掠,虽日破一城,亦不为吾有,故必用功深者,收名乃远。’”沈曾植在当时是号为第一博学的人,而也这么重“扎老营”,这就格外值得注意了。而后来黄侃所讲的:“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黄先生语录》,见《量守庐学记续编》)不妨看作他的注脚。

    

而博学几乎不下沈的文廷式,也说:“王船山僻处村坞时,无书可读,遇乡塾中有四子书,即取而训解之,凡数十本。陈兰甫师好读《孟子》,其手批旁注者,不下五六本。昔人凡读书,必先有一书得力,而后各书皆如破竹,此最有益。”(《罗霄山人醉语》,见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与沈曾植的那几句,也大可“相视而笑”。

    

文廷式讲起学人著书的事,也提及宋人之喻。《南轺日记》云:“潘文勤语余云:著书须及早,一入仕途,此事便废矣。陈兰甫师亦云:三十岁后之日月,迁逝甚速。余自廿七八岁以前,读书绝不作著述想,偶有所得,亦旋即忘之。及今读书,则攻坚、理繁两途,皆有所不暇,忽忽将四十矣。……黄山谷尝取兵家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二语,以为有如此劲悍,而后可以读书。”(见《文廷式集》)“著书须及早”一句,在句式上很像那位现代女作家说的“出名须趁早”,但用意显然不同。宋人没有那么势利,宋诗人驳韩愈的《秋怀》诗“鲜鲜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所说的:“风霜要饱经,独立晚更好。韩公真躁人,顾用扰怀抱。”(陈与义《述怀示友十首》)是可以为证的。

    

《颜氏家训·省事篇》讥务为博杂的人说:“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清代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指祖珽、徐之才,如杭世骏、郝懿行及缪荃孙等,皆是。据我的意见,这却不大靠得住。原因很简单,就是据史书,徐之才的医术,是当时人公认的,并不是什么都不精。而祖珽虽也耽杂博,主要还是政治人物,他自比于范增、张良,那是“盲老公”大言不惭,但在打仗时,他所仿用的“空城计”,却真是成了功的。这都不是“略无成名”,可以随便致讥的。

    

其实,无论求广博还是专精,若失之一偏,都各有其弊,如鲁迅之所言:“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名人和名言》,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是诚然的。晚清人蒯光典《上张广雅尚书启》中有一节,把这两种的弊病,作了真切指示:“今之学者,大约不出二弊:志在横通(按,即务博览),则终身归于肤受;进求根柢(按,即务专精),则数载尚不能言。更有进者,李榕村记顾亭林之言曰:‘只是零碎功夫,不能成片段考究。’焦理堂讥朱竹垞之言曰:‘饰为淹博,而事事皆未入门。’虽一是自讼,一似过当,而针砭末流,最为深切。(事事精博,断无此事,所争者在入门耳。若非事事入门,则终身不能通一书也。)”(《金粟斋遗集》卷六,《近代史料丛刊》本)是的,以顾炎武、朱彝尊之学,且不免于被议,所以,读书之难于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刊2018年5月22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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