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诞生:《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2018-05-15   三联生活周刊

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署名鲁迅。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也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的笔名。


而就在此之前,公务员周树人尚处在“十年沉默”之中。直到《狂人日记》发表,他才真正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鲁迅。这一转折的发生,和1917年中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在北大的会聚有直接的关系。


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人们心中有很多个鲁迅的形象:为孔乙己和阿Q作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家;幽默、犀利、骂人毫不留情的文坛论手;“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民族魂……然而,1917年的他还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1917年,36岁的周树人只是一位蛰居京城的消沉的公务员。此时的他不以写作为业,尚未用“鲁迅”这个笔名,甚至从未以白话文进行过任何文学创作。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鲁迅”,此刻尚未降生,但我们在文章中还是以鲁迅称之。

鲁迅结束在日本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是1909年,在杭州和绍兴的学堂做了教员、学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经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鲁迅进入教育部工作。在南京几个月后,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余年。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前,他的正式身份都是教育部官员。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比鲁迅大13岁,算是长辈,一生中对他多有提携。早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两人就因共同朋友陶成章以及光复会的事情有过接触,此后又多有交流。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听说鲁迅有求职的打算,便立即聘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事务。那时民国刚成立,百废待兴,蔡元培锐意革新,鲁迅也满怀热情。鲁迅后来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新任总长把“美育”剔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另一方面,鲁迅被视作是蔡元培由南方带来的革命党,在袁世凯政府里处处受排挤,他能够施展的空间大大缩小了。

政治环境严酷,教育部其他同僚为避祸,纷纷公开表现自己沉溺于某一种嗜好,或嫖妓赌博,或古玩书画,以求自我保全。鲁迅不嫖也不赌,就靠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古书消磨时光,周作人后来回忆鲁迅这段经历:“人人设法逃避耳目……鲁迅……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片来看。”这样的状态,从1912年一直持续到1917年。

鲁迅

1917年,鲁迅处在人生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他独自一人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一排僻静小屋中。会馆院中有一棵相传缢死过女人的槐树,鲁迅在夏夜常摇着蒲扇坐在这棵槐树下,透过密叶的缝隙凝视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每日依然要到教育部例行上班,回来后,便一人在这会馆中抄古碑。今日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鲁迅那时抄碑的墨迹,全部是用极端正的蝇头小楷誊抄,显然费时颇多,这正是鲁迅所谓“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甚至给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竢堂”,取了一个号“俟堂”,意思都是一个,即“待死堂”。

鲁迅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鲁迅自己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另一面,鲁迅自己的生活也颇不如意。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曾“弃医从文”,想用思想医治国人的灵魂,然而办杂志、译小说却全不顺利,无人理睬,他发觉自己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领袖,于是有近10年时间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婚姻也是痛苦的来源,母亲给他包办了和朱安的婚事,可这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旧女子,鲁迅与她无法交流,全无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鲁迅将这段无爱的婚姻称作“慈母误进的毒药”。

1917年的鲁迅本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可蔡元培在这一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鲁迅对北大的事本不热心,但旋即意识到这对弟弟周作人而言是重要的机会。鲁迅随即和蔡元培取得联系,就周作人到北大任教一事磋商。1917年3月7日,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这是通知周作人,他已被北京大学聘请,即刻北上。

鲁迅

周作人到京后,鲁迅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兄弟二人感情十分亲近,经常就文艺问题切磋交流。周作人为北大备文学课、翻译小说、出版欧洲文学史专著,鲁迅都参与其中。不仅孤寂减轻许多,文学也逐渐回到了鲁迅的生活中。这一段时间,鲁迅和昔日伯乐蔡元培也来往密切,他还应蔡元培之邀,为北京大学设计了校徽。

更重要的是,《新青年》编辑部来到了北大。因蔡元培改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汇聚在了北大。鲁迅与他们的交往,直接促成了他由“沉默”向“呐喊”的转变。最为关键的事件是钱玄同以《新青年》编辑名义向鲁迅约稿。两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相识,又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常去绍兴会馆找周氏兄弟谈天,从1917年8月到1918年4月,鲁迅日记中记载钱玄同来访达22次之多。二人发生了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对话,被鲁迅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抱着这样希望与绝望的心情,鲁迅终于答应钱玄同“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5月份《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

就这样,《狂人日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现代小说由此诞生。形式上,鲁迅采用日记体,“小序”使用文言,日记主体用白话,语言风格极为独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现代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双重借鉴;内容上,反抗“吃人的礼教”,亦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旨之一。

陈独秀、胡适等人从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的真正实绩就最先体现在鲁迅的创作上。《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和北大诸人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孙伏园为《狂人日记》撰写了最初几篇评论,将其推向公众,陈独秀则对鲁迅的创作“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此后不断向他约稿,催生了《孔乙己》《药》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也正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的笔名,这是承以前留日时期的“迅行”,加上母亲鲁瑞的姓而来的。“鲁迅”诞生了。

(图片来自于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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