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的两个讲话
2018-09-18   金羊毛工作坊

金羊毛工作坊

投资者的私人订制

导读:9月15日的两场重量级会议(今天的两个重要大会和改革焦虑),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是焦点中的焦点,这是因为他的两个讲稿精心准备,且对准了当下的焦点议题——中美贸易冲突;降杠杆、去风险过程中的痛苦;减税、社保征管改革及政府契约精神和预期管理;金融业混业经营风险及危机。

来   源: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讨论会午餐会

原标题:午餐会纪要


楼继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中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我只想谈一个题目,想谈谈稳定预期的问题。


当前,经济界和金融市场存在着预期不稳定的现象,如投资不振和股票市场不振。影响这个预期稳定的因素很多,我只讲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这个问题认识要清醒


面对这么多中外专家,特别是很多来自于美国的我的老朋友,谈这个问题比较难谈,因为我不愿意谈最基础的理论,比如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巨大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太低,自己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谈一点可能的场景。


首先,我认为尽力遏制中国经济提升是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当前主要是打贸易战,在近期不会改变,但也不会奏效,我们不必惊慌。


第二,为什么说难以奏效?


首先中国是一个13.9亿人口的大国,国内需求强劲,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只有1.4%,已经有力地转为以内需驱动为主。在供给方面是全产业链覆盖,特别是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之中。美国先后对中国进口货值340亿美元和16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关税,中国做了对等的反制,这已经引起了美国企业界的不满。9月6日,美国对额外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清单征求意见结束,已经确定,但是至今还没有出台。同时,特朗普总统还进一步提出正在准备另外的267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在此背景下,要求双方展开谈判。这是在贸易战高压下压迫中国就范。


但要知道,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会深深地影响美国的经济。其实中国的反击策略,除了继续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采取关税措施外,还可以选择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上对中国有巨大依赖的零部件、中间材料和设备采取对美国出口限制的措施。同时,这些零部件、中间材料和设备又可以有效地供应中国的制造和中国的市场。这些产品并不难找,在美国提出的税单中,那些被主动排除,或者经过美国企业强力申诉后不得不排除的产品中挑选就是了。我刚才所提示的这些出口限制产品,在中国的附加价值并不高,但却是美国高附加价值制造的基础。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类行业上出手中国的边际损失小,美国的边际损失大。


当然,也不排除中国对附加价值低,但在中国生产组合全球价值链的高价值输美产品采取措施。退一步说,美国可以在第三国建立替代的供应链,但这要时间。3—5年的痛苦怎么办?这已足够跨越一个政治周期了。


我提示这些行业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也不愿意挑明。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源自中国的出口贸易逆差大,因而打起贸易战来子弹充足,中国不得不屈服。殊不知,你的子弹也是我的子弹,我也可以帮助你减少贸易逆差,我们不愿意打贸易战,只有知道打仗的痛苦才会止战,认真谈判。


第三,公平的贸易条件和知识产权保护,是中美双方共同的追求。特别是中方待有改进完善之处。刚才罗伯特·鲁宾讲话的时候已经提示了一些,这是可以好好谈的,但我从美方公布文件中看到,其大量引用的一些事情是中国历史上做的不足的地方,而无视中国近年来的显著改进,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美国当局是为了赢得国内选举或其他目的,而不具备充分的谈判诚意。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我提供三点分析,是一个场景的可能性,也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刚才李教授介绍我是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全国政协是监督政府、建议政府,只求说的对,不求说了算。所以是不是政府听到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知道。总之,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界和民众不必惊慌,不是我们必输,止战谈判会有双赢的局面,主动权也不只在美国方面,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


第二、降杠杆、去风险过程中的痛苦


面对杠杆率快速提高,降杠杆去风险是痛苦的,但是又是我们不得不过的关口,否则系统性风险早晚爆发。降杠杆去风险要讲究顺序和步骤,尽量降低痛苦。在顺序上,金融机构自身加杠杆,通过各种渠道操作,期限错配、风险错配是首当其冲需要加强监管的。当然,对引诱式借贷实为诈骗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对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要尽力遏制,并给予正规的出路,然后是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如何逐步降杠杆。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正确的措施,对降杠杆周期的判断也更加明确,不会太短,三年左右,可能在右边,左边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这对于稳定预期是有积极效应的。


第三、尊重契约,政策合理化对稳定预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们看到运动式推进工作的做法仍然,比如说在治理污染过程中,为达到治污的硬指标甚至数量指标,对设施农业和一时未达标的领域一刀切关闭,不问其是否曾经获得权威机构的环境达标认可,对这类企业在环境标准提高后,应当给予企业改进的时间和必要的支持。最近生态环境部已作出指导,防止在治理污染工作中一刀切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有契约精神,要想建立信用社会,政府要先讲信用,而尊重契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最近,社保缴费将由国家税务局统一征收的消息引发了企业对成本上升的担忧,原来的社保管理体制、社保费的征管方式是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具有负激励的作用,合规交费的企业反而吃亏,改由国家税务局征收之后,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会提高,这是积极的、正确的改革措施。同时,这样也有条件在统筹精算的基础上适当降费,并实现精算平衡,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


我们注意到,国务院最近明确,将适时、适度降低社会保险的缴费体现了政策合理化的演进。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要求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充实到我这儿来。到今年3月,5家中央、国有企业按文件要求进行了试点。文件还规定,试点完成后要加快推进划转工作,我希望加快推进进度,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这项改革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还将有效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从而有可能在精算基础上继续降低社保缴费,进一步稳定预期。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提问:我的问题是关于楼继伟先生的发言,中国的养老金系统,其实我是有五千人的一家公司的,我知道社保体系、住房公积金系统,我自己有一些理解,现在我想看一下公积金的缴费和提取,尤其现在房价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高。我们在美国有401K基金缴费,所以对于个人或者对公司来说他们是可以投资这些钱的,但是中国公积金没法投资,所以我不知道住房公积金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改变,像美国这样。


楼继伟:美国401K体系非常发达,我觉得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美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替代率比较低,30%几,一个人退休之后,还能够更好的生活,那么就需要用所谓第二支柱,世界银行非常清楚什么叫第二支柱,就是政府有优惠税收安排的企业和个人的养老保险体系,401K。中国也推出了这样的体系,叫做企业年金,但是发展并不是很好,就是中国的社保替代率比较高,挤压了这部分空间,但是如果想降低替代率的话必须有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确实是你所点到的,比如房价过高,当期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留下钱来预备今后的养老,这种方面的压力就要大,我们需要进行改革。


李稻葵:我追问一下,他的意思是说咱们的住房公积金没有用好,不让投资,这方面有没有改革,您认为怎么改?


楼继伟:我根本没有想到他说的是住房公积金,这是太专业的中国的事情了。住房公积金就是用于住房的,没有准备让做别的。所以怎么投资呢?现在主要是存在银行,我始终对这个问题觉得不太公平,因为银行给的利息很低,大家等于帮了银行。但是如果说住房公积金允许投资的话,那么作为住房保障要是碰到了风险,这是难处理的事情。


李稻葵:不太可能跟社保基金一块投资吧。


楼继伟:不可能。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我要抱歉,我早上没有参加,我之前也跟卢迈秘书长说了,我可能不会过来,但是佐利克先生早上已经说了我想要说的。我想问楼继伟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问给罗伯特·鲁宾先生。特朗普说中国应当买更多美国的货物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您觉得这是错误吗?中国的政府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看法呢?


楼继伟:我刚才说过了,基本原理是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所以造成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不来自于中国就来自于其他国家。至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来自最大的国家。至于您提出的问题,中美之间都谈过一轮了,比如中国愿意大量进口美国的天然气、美国的农产品等等,我已经不在政策界了,我也是听说。两边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回去之后特朗普总统说不算数,我不知道他派出来的代表有没有权威。这次他们财长说带队跟中国谈,我的疑惑是这位财长有没有地位,今后谈完总统说不算数怎么办。所以您提的问题已经谈过一轮了,他不干,他要想点别的。


李稻葵:刚才提问题的是美国前国防部部长。


提问:我也有一个问题问楼先生,我听到有一些发言人,包括您也说中国现在在去杠杆,我想要知道的是您能不能给我一些信服的证据,因为我们听到的是为了应对贸易战,其实中国现在有一些新的计划,其实是在进行财政刺激。比如说,政府的债券或者是对基础设施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听上去不是在去杠杆,我没觉得在去杠杆。


李稻葵:这位提问的是尼尔·弗格森教授。


楼继伟:中国正在去杠杆,而且不得不去。因为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达到250%了,高度危险,采取了差不多两年的措施之后,我们从快速的提高杠杆率到现在的稳定住了,没有再提高,但是还是必须要降的。


第二点,这个杠杆率最危险的是银行自身加杠杆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个首先要去。第二是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过度杠杆化。过度的借债搞建设,当然历史的功绩我认为应该高度的承认,特别是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金融刺激政策实际是拯救了全世界,当然也带来了我们的产能过剩和过度杠杆,我们一直采取措施逐步降低政府杠杆,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杠杆。办法是规范他们的借贷,同时给以出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允许地方增加赤字。


第二是类似于美国“市政债”那样的,经过中央批准的额度之内,今年的额度给的非常多,我不管财政了,我大致记得是1.3万亿,很大的数量,拿这个数量去替代那些不规范的借贷。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中国政府大规模增加了对地方政府融资方面的额度,实际是开“正门”堵“后门”,“后门”多大?肯定比1.3万亿大,这个过程可能引起误解,认为是重启了过度的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政策,实际主要是替换不规范的杠杆率,也适当降低规模。


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有。


文章:楼继伟: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 会引发高风险

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16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要关注供给侧改革,不要老惦记刺激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解决问题。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这一提法。

  

不过,虽然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进行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出现“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情况,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认为,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他批评称,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他指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发挥作用。

  

赶走所谓DI段 RENKOU,精英们的生活反而会不方便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DI段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楼继伟分析称,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需要四名所谓的中低D人口为之服务。如果把所谓低D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楼继伟警告称。

  

另外,楼继伟强调,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扭曲,因为我们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金融混业模式绝对不行,会引发高风险

  

在谈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时,楼继伟表示,前段时期,金融业过度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乱象,使得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

  

目前,我国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出现了包括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小银行的风险暴露等大量金融风险隐患。

  

楼继伟认为,上述乱象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安定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楼继伟认为。

  

在土地方面,楼继伟建议要重点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可以印出来,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用途管制”要提供给不同所有制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有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两个条件)”,楼继伟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楼继伟:我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问题仍就不断的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我想先说一下概念,经济发展通常要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革一说。

  

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产生“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现象,这就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进行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了。“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被叫“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说“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按说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企业如果不符合,就要给这些企业时间去改,(现在则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还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

  

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DI 断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当前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者,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DI段的人口提供服务。如果把所谓的DI段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精英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民。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据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政府时期制定的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依法办事,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我们正处于治理金融乱象、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期,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他们一方面会带来社会安定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世界上)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但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有公共性,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的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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