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会议!刘鹤、楼继伟、易纲……出席,参会者发言犀利,都说了什么?
2018-09-17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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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产官学三界众星云集,吴敬琏、刘鹤、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等重量级人物出席,阵容超豪华,与会人员的发言相当精彩犀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创办者之一正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论坛于1998年6月成立,定位为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01

吴敬琏: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


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他指出,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02

楼继伟:行政手段去产能,这是计划经济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认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


他批评称,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04

杨伟民: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减政才能够大规模减税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资金运用应突破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


杨伟民称,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


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杨伟明称,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05

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表示,“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鸣认为,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王一鸣表示,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06

吴晓灵: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表示,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吴晓灵认为,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07

李扬: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了生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


李扬做了一个调查,接触了广东、深圳、浙江国资领导,在这些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凯歌行进。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


08

姚洋:混改时国企要手下留情,千万别把民企都改没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国企混改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总是悬在国企改革头上的一把刀,现在更加尖锐。姚洋称,我们的思路应放宽阔一些,“资产即使是在民营企业家手里也是在中国的,这是社会资本。”


第二个是国企搞混改的时候到底是谁混谁?姚洋认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国企应该手下留情。


姚洋呼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千万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没了。


09

易纲: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撰写的《50人的二十年》一书中撰文表示,下一步,应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坚持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行业的定位,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继续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助力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具体来看,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以及设立形式和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尽快推出“沪伦通”;


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加外汇市场深度,提高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降低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性;


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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