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启示录:中国IT行业会瘫痪吗
2018-09-13   黑科技数据

君够,慎关注!

编者按:今年内发生的中兴被美国“封杀”的事件,激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和讨论。尽管最后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的禁售令,但是中兴“痛定思痛”的标语也让我们反思,中国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创新,尽快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心有余悸:如果这次美国制裁升级,中国IT行业会瘫痪吗?新近出版的《“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一书,从专业视角为读者剖析了这起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前瞻中国“芯”如何突围。


中兴通讯公开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会让其休克,这让许多人想起了爱立信手机当年的遭遇。这是一个风险控制失败的经典案例:爱立信手机里的几块重要芯片全部由飞利浦公司提供,后者又把这些芯片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工厂生产。2000 年3 月,这家工厂意外发生火灾,至少半年无法供应芯片,导致爱立信手机被迫停产。受此打击后,爱立信最终退出了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


中兴遇到的麻烦,远比爱立信当年严重。更关键的是,正值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之际,美国政府同时挥舞着“301调查”的大棒,释放出一个明显非同寻常的信号,让中国IT 行业的许多公司感到寒意袭人。


“命门”失守


由于发达国家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严加遏制,我国自主研发的安全可靠的芯片和软件技术水平落后,无法大规模使用,各行各业的计算机系统和中国人的手机大多在“裸奔”。“命门”失守,安全隐患十分严重。


如果美国制裁升级,中国IT 行业会瘫痪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兴是中国IT 公司的一个缩影。虽然中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美名,许多畅销全球的科技产品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在中国IT 行业中,大量企业的核心源技术和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进口。通信、互联网、医疗设备、高端制造业、水电、交通……在许多涉及信息技术的领域,进口芯片无处不在。


国内有人因此悲愤地喊出:没有“外国芯”,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多、也是顺差最大的两项商品分别是“电话机等通信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器”,通俗来讲其实就是手机和电脑。这两个项目分别占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13.8% 和9.7%,总额约1200 亿美元。


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制造”在手机和电脑产量的比例,这个数字更加惊人:中国目前生产了全球80% 的手机和95% 以上的电脑。

但在这些“中国制造”中的大部分产品,严格来说,应该叫作“中国组装”。中国每年海量进口芯片、显示面板、基础电子元器件,再加上自产部件,通过“富士康”们组装为成品,再海量地出口供应全球。


说到富士康,这家诞生在宝岛台湾、壮大于祖国大陆的全球最大代工厂商,是中国IT 行业近30 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也是中国IT 行业转型重塑的亲历者。


1974 年,郭台铭成立的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还只是一家生产黑白电视机旋钮的小工厂。他恐怕不会想到有一天这家工厂会负责生产全球40% 的电子产品,而自己会培育出人类历史上首个拥有百万名以上员工的企业。


1988 年,郭台铭在深圳开办的工厂只有百来人,这里日后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富士康龙华基地。有人说,如果把乔布斯称为“苹果之父”,那么郭台铭是当之无愧的“苹果之母”——苹果手机从2007 年面世以来,总共卖出了20 亿部,有一半是富士康代工生产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


虽然头顶光环,但是郭台铭的代工厂却生存于产业链最低端,利润极为微薄。生产一台零售价499 美元的苹果平板电脑,富士康仅拿到11.2 美元的代工费。


“代工”,就是为跨国大企业打工,按人家的设计,用人家的技术制造产品,然后贴上人家的品牌。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者能赚取的大多数只有人力成本差。富士康,浓缩了代工者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路“高歌猛进”,扮演着主力军和突击队的角色,为解决数亿人的就业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历史上的贡献,并不能掩盖其自身存在的缺陷。虽然经济的总量与日俱增,但是倚重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方式却转型艰难。


“规模经常世界第一、利润总是薄得像纸”,成为转型时期代工企业面临的尴尬处境。纵然竭力缩减员工成本,代工者的利润仍呈下降趋势。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也会难以持续。


“代工之王”并不喜欢外界给自己贴上的这个标签,富士康近年来一直力图转型再造。例如,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部分资产,吞并全球顶级显示面板制造商夏普,投资滴滴出行和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试图收购东芝芯片业务等。生产自主品牌产品也是富士康多元化策略的重要一部分。


苹果CEO 蒂姆·库克在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厂的iPhone 生产线


2018 年初,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决定在国内A 股IPO 的前夕,郭台铭在股东会上明确表示,“鸿海不只是个代工厂,将从硬件转型成软件公司”。


富士康的转型,预示着“代工之王”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寻求更大的话语权。这是全球产业体系的本质所决定的,体现了一个成功企业家对市场趋势的精准判断。


相互依存,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最大特点。原材料、设计加工、市场销售等上下游各环节都是分工合作,互相依存的。这样的“依存”,如果我们身处一个理想化的全球市场,或许不是什么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化不可逆转,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早就是一种常态。各国在产业链条上互相分工,各取所需,普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在实际运行的全球市场中,先发者往往占据了产业分工的高附加值部分,也就是“活少钱多”的那部分,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更是会动用一切手段阻止后来者“分一杯羹”。这时候,对核心技术、设备甚至市场的“依赖”,就很容易成为后来者的软肋。


如果全球市场还会受到霸权主义的干扰,那么,这种缺少话语权的“依赖”,就容易成为一个国家的软肋。


美国再度制裁中兴的消息传来,中国IT 行业突然感到寒意袭人,一些骨干企业的负责人惜字如金,不愿在媒体上发声。他们私下解释,自己企业的产品和技术都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美国执意采取定向打击,企业肯定要蒙受损失,希望能尽量低调,多做少说,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定向打击”一时间成为中国IT 行业闻之色变的词语。


“刺眼”的差距


2018 年4 月18 日晚,中兴事件后不久,北京中关村举办了一场特别论坛。论坛的主题单刀直入,说出了许多人心底的困惑和担忧——“生存还是死亡,面对禁‘芯’,中国高技术产业怎么办?”


在这个论坛上,主持人展示了一张看起来有些“刺眼”的图:根据一份分析报告,在计算机系统、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设备、内存设备和显示及视频系统等多个领域中,国产芯片占有率为0。


虽然这份分析报告对国产芯片的空白有“夸大”嫌疑,但是我国芯片产业链在多个关键环节中存在不足,是业内的一个广泛共识。


如果用产业链条来为芯片分类,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看出中国“芯”的差距。


芯片从产业链条划分,可分为设计工具、指令集体系、芯片设计、制造设备、晶圆代工、封装测试6 个主要环节。业内多位专家分析:总体来看,在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技术要求相对不高的环节中,我国大陆企业如果路线得当,凭借劳动力优势,有望用3—5 年的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在指令集、设计等技术壁垒较高的环节中,我国基础非常薄弱,与国外领先的芯片企业存在10 年以上差距。


2017 年中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


以芯片设计环节为例,虽然处理器部分有海思、展讯初步实现了突围,但多偏向于手机终端领域。在个人电脑、服务器等应用领域,我国企业仍不具备话语权。目前知识产权模块仍依赖ARM 等国际巨头,设计端使用的软件工具完全靠Synopsys、 Cadence、 Mentor 等国外厂商提供授权。赛迪研究院的有关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芯片设计公司仍局限在特种领域、农业发展等小众细分领域。


以晶圆代工为例,我国大陆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2—3 代,落后5 年左右。产能最大的自主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此前其最高工艺为28 纳米。2018 年8 月,中芯国际宣布14 纳米制程研发成功。而台积电在2011 年底就推出了28 纳米工艺,目前正在主攻7 纳米工艺。在美国的几大芯片巨头中,除英特尔自产,高通、博通和英伟达大多在台积电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步骤制造芯片)。大陆自主设计的大多数商业芯片,如华为海思麒麟系列,也是在台积电流片。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大陆共有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企业约1380 家,普遍规模较小、研发实力较弱。在全球排名前20 的半导体厂商中,没有中国大陆企业的身影。


关键环节空白,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过于依赖国际巨头,部分民用安全领域还有“黑盒子”。


除了国防安全领域部分芯片,绝大多数民用芯片要么依托国外大公司的技术架构,要么需要进口关键元器件。在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中,美国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并且基本都是卡住核心的关键性公司。中国芯片产业发展需要挑战的是西方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


2


高精度光刻机等芯片制造领域的关键设备,供应商基本在日本、美国,部分在欧洲。


例如,日本日立公司、荷兰ASML 公司的光刻机精度很高。其中,ASML 公司的主要股东是3 个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厂家——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该公司每年光刻机的产量不过数十台,每台卖1 亿多美元,优先供应给三星、台积电、英特尔。中国企业如果订货得排队,交货期将近两年,交货后生产线调试约需一年,加到一起,从下订单到量产要至少三年。经过这个正常的商业流程,中国就已经落后于最先进芯片制造工艺一代以上。


中国企业向荷兰ASML 公司订购的两台高端光刻机,总价高达12.3 亿元人民币


3


产业链上游有大量“隐形冠军”,一旦断供就能让下游停工。


例如,芯片设计需要一种关键的集成电路辅助软件,基本被美国Synopsys、Cadence 这两家“小公司”垄断。此次中兴事件后,Cadence 一度对中兴封锁。此外,高端电子材料国产率明显不足。国外企业在硅晶圆、光罩、光刻胶、陶瓷板、焊线等多种重要材料上占据大多数市场份额,假如很小一家“隐形冠军”企业断供,就能让我国很长一段产业链停工。


4

缺少“撒手锏”,无法用对等威慑达到平衡。


芯片产业涉及的电子元器件成百上千种,少了一种,产品就造不出来。中国电子学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王桓表示,即便是美国也无法占领所有门类,而要依托国际分工。但国际巨头之间通常持有交叉专利许可,“你有压箱宝,我也有独门绝技”,相互制约、相互离不开。像这样在芯片技术上有一定垄断优势的企业以及“撒手锏”产品,中国目前还非常缺少。


以上内容选摘自《“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2018年8月出版。



书名:《“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


作者:陈芳 董瑞丰

出版时间:2018-8


本书以国家通讯社记者的专业视角,将太平洋彼岸“一剑封喉”的制裁事件,还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长周期和多国在高技术领域激烈博弈的坐标系上,深刻、主动、客观地再现中国创新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艰苦卓绝的努力,多维度解读中国芯片困境,不仅是对芯片之路道阻且长的冷静评判和剖析,更是对创新发展规律的总结提炼与再认识。本书主要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研判芯片被“卡脖子”的风险,透过集成电路的世纪变迁,对比芯片在美、日、韩等国的崛起之路,追溯中国芯片产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填补芯片技术与公众认知之间的鸿沟,前瞻中国“芯”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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