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底层之痛:凌晨四点钟的医院
2018-08-08   老板人脉圈

凌晨四时,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梅奥诊所,空荡荡,无一人。凌晨四时,全中国排名第一的北京协和医院,一千余人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挂号。他们中间很多人从零点就已经开始排队。关键是,还不一定能挂到号,说不定明天还要继续排队挂号。

 

凌晨四时的美国梅奥诊所(全球排名第一)

 

凌晨四时的北京协和医院

 

据报道,复旦儿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上海几家儿童专科医院排队时间普遍在3-4小时以上。在上海稍微大一点的医院,看个牙科医生,挂号至少几十天。


身体健康,从不往医院跑的人,或许永远不会理解看病难有多难,多无奈,多心痛。

 

有人说,美国有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平时根本不需要现场排队挂号看病。其实,这只是其一。在这些表象背后,我想谈谈国内的医和患。

 

国内的医院最缺什么?

 

北京协和医院年接待患者约226万人左右,员工总数4000多人。美国梅奥诊所年接待患者约116万左右,是协和的的一半;员工总数61100人,是协和的15倍。协和医院是国内众多医院的缩影。

 

巨大的反差对国内医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沦为廉价劳动力!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要饱受职业病痛!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沦为风险高危群!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沦为猝死高发者!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陷无尽医疗纠纷!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得不到理解支持!

医院赢了门诊量,医护人员却累死累活不落好!

 

当然,不得不说的还有“良心和责任”。

 

白岩松去年8月在中央电视台《防癌疫苗,打吗?》(新闻1+1)节目中说:

 

“防癌疫苗”这种神奇而伟大的药物,能像牛痘消灭天花一样消灭癌症的药物,早己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陆续上市,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它却被死死地关在国门之外长达11年之久。

 

我们能不问一声吗?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也要问一句:这么多年了,各个医药院校培养的人才去哪了?是规划不到位,还是有其他原因?看不明白,也分析不透。

 

为什么老百姓周末需要看病,医院门诊却不上班?如果有足够的医疗人才,医院大楼在,器械也在,周末看病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医院周末门诊不上班,加剧了老百姓的看病难。

为什么看病难?

 

关于救命药:举个例子,人民网曾报道:中国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约为1.3万人,胃肠间质瘤患者缺乏数据统计,但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人,高于前者。这些昔日被判为绝症的病人,因为瑞士诺华研制成功的药物—格列卫,从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在中国这种药物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但是一年7.2万的费用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格列卫在中国的价格是全球最高的,而在印度才卖200元。为什么?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超出了我的能力。

 

但是,有信息显示,很多跨国公司生产的这种专利药来到中国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贵的药。在价格这个利益传导的链条上到处都是吸血鬼,价格低了,他们没有利益。

 

关于药品审批:现在的医药秩序非常混乱,不仅是大家都为了经济利益,都为了利润而争夺市场,更严重的是过去几年我们政府的部门在药品的审批和药价的核定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全国也就七八千种药,但是批出来的药号大概18万、19万差不多,一个品种的药有几十个号,而且批出的价格不一样,同样的药品相差十几倍,这就导致了同药多名、同药多价,难免不产生腐败。

 

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审批制度本身,而是出在审批环节的不公开、不透明,只有少数人秘密审批,这不是制度问题,这是操作的问题。

 

关于过度医疗: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是扭曲的,医生、护士劳务价格过低,无法体现人力价值。问题在于重物轻人。凡是跟物有关的就很值钱:导管、钢板等高质量的耗材,核磁、CT等大型检查。但跟人相关的费用却很低:挂号费20多年了一直不超过20块钱,远低于在医院的停车费;注射费5毛,即使不算其他成本,碘酒、棉签也不止5毛;还有护理费,在北京当今的物价水平下,24小时一级护理的价格是不超过一百元。

 

这种导向迫使公立医院靠卖药、卖高质耗材来补偿,而这样的补偿方式非常低效,后果就是过度医疗。

 

关于医疗纠纷:我国医院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执行效率低下。理想的情况是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医院或相关机构及时介入处理,当事医生可正常工作。但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在很多医院,医生都扮演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角色,这给当事医生带来了极大的苦恼和包袱,有的甚至因此而自杀身亡。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在医疗纠纷面前,医院、患者、医生,没有赢家。

 

关于医疗改革:自从1985年提出“放权让利,扩大医院的自主权”,潘多拉的魔盒就被打开了,医院和医生在逐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医疗的公益性荡然无存。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医疗体制的突出问题。

 

医改往深了说,缺乏基础理论,卫生经济学长期并未进入一般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领域,而是卫生部下属医科大学的专属。

 

关于医保报销:越是进口的疗效好药,越不报销。我们的医保机构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非常薄弱,但对居民的健康权益却设置了种种的限制,比方说我们都是参加医保的,大家在看病报销医药费的时候都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内的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但是还有相当多的药品和服务是在目录外的,是全部不报销的。

 

越是贵重的药、越是进口的药物、越是一些疗效好的药,都不报销。现在问题在于,我们的医保部门只监管报销的费用,对群众自费的费用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的公立医院为了创收,就引导老百姓多服用自费的药品和服务,群众的负担怎么会减轻呢?我不赞成我们的费用报销体系是采取一部分报销、一部分不报销的双轨制,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到报销的范围。

 

关于政府投入:我们只找到财政部公的2015年累计全国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916亿元,增长17.1%。作为一名医生,对于财政部公布的医疗卫生支出,我只想问一句话:这些钱,有多少用在了医生护士的身上,有多少用在了老百姓身上?国家投的这些钱,怎么医生、护士和老百姓就没感觉呢?反而看病难、看病贵愈演愈烈。

 

如果政府拨款只用于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购买大型设备,这种机制怎么能够让医护有尊严,怎么能够减轻群众的医药费用负担呢?

 

关于医院创收:我们很多医院坚持的原则是办事不养人,我可以给你钱买设备、建房子,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你工资,你去服务创收发工资,这种机制是把我们的医务人员推到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既伤害了群众利益,也伤害了我们医务人员尊严和白衣战士的形象。

 

关于疾病预防控制:2003年非典使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于是国家投入巨额的资金加强了基本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所以现在应对各种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的能力明显的增强,但我们在预防各种常见病、多发病、老年病、慢性病等方面,能力依然相当的薄弱,现在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肾病、肝病等严重疾病仍然在威胁着人民的健康。

 

我们现在卫生控制体系预防控制和疾病治疗是分离的,我们的疾病控制人员大多是应付传染病的传播,而对慢性病、常见病的传播与否没有太多有效的手段。我们的医生大多数是坐诊看病,等病人上门,很少深入到社区、家庭去调查、了解疾病的流行趋势。这方面我们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关于医院扩张:现在只要一说医院扩张,房地产企业的积极性就非常高,很多房地产企业主动承诺在新建居民住宅区时,同时在周边无偿建一所大型医院。医疗服务的保障是质量,而质量的保证是人才。可以投资盖很多医院、建很多病房,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从哪里来。

 

如果我们从全国的角度整体考虑,利用社会资本短期内可以盖很多大型的医院或者医疗城,但是培养不出相应的合格的优质的医疗人才,怎么办?事实也确是如此。如今报考医学院校的医学生越来越少,生源越来越差,优秀的医学生已所剩无几,最终谁受损?

 

这么多年了,优秀的医生还如此稀少,老百姓看病还如此难,难道不让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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