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周医事|医生打止疼针坚持手术;《我不是药神》折射国家推动重疾保障决心;25位影像医生败给AI;不能证实未改病历,医院被判99万
2018-07-08   救在身边


医生打止疼针坚持八台手术


事件纪要

近日,手术室监控记录下了一段画面,引发热议:手术台旁的一名医生,一边站着接受止疼针注射,一边为患者手术。据人民网-安徽频道和“泗县发布”,这名医生叫梁福群,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唯一一位男医生,“二线”主力。

 

据报道,梁医生在刚进科室大门时就感觉腹部不适,但是并没有在意。当进行第一台手术时,疼痛就开始加剧,但依然强忍着。第二台手术过程中,他已是汗流浃背,只能一边手术一边打止疼针,但是疼痛依然没有缓解。在进行第三台的手术时,同事又用强效麻醉止痛针给他打了第二针。在进行第八台手术时,梁医生终于体力不支,“倒”在手术室里,他也被“急诊”了。

 

经过B超检查,梁医生阑尾即将穿孔,已出现腹膜炎症状,必须立即手术。刚刚还挥舞着神奇的手术刀强忍病痛救治别人的“钢铁战士”,转瞬间,却躺在了手术台上,让“战友”们“操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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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虽然梁医生打针坚持手术的敬业精神可嘉,但是这种行为不值得鼓励和宣扬。手术本身需要很高的专注度和注意力,如果医生一边打针一边手术,手术的精准度谁来保证?即使第一台手术是医生对自己的病情预估不足,那么在打了止疼针后继续进行的七场手术,就是对病人的严重不负责任。更何况,医生带病进行八场手术,医院都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样的医院又将患者的安全置于何地?


《我不是药神》折射国家推动重疾保障决心


事件纪要

《我不是药神》火了!电影还未正式上映便收获诸多好评。影片围绕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寻求低价救命药展开,讲述主人公们在高价救命药与低价走私药、法理与人情、对与错之间的选择。

 

电影中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在病情的慢性期需要长期服用“格列宁”维持生命。一位患者每年的药费超过40万元。“我吃了三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影片中这一句台词,是很多患者的真实写照。

 

影片中,患者用走私仿制药、海淘药的现象,在现实中也经常出现。故事的原型陆勇本人是一名白血病患者,他在国内教中国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

 

根据我国法律,印度仿制药虽然价格便宜,其未经批准进口、销售,以假药论处。


影片将主人公刻画成一位为讲义气而对抗法律的个人英雄。对此,陆勇发表了声明,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表示:“我从未对法律、对时代感到不满,我和病友们不想造成社会的对立,我始终敬畏法律,感恩新时代,感恩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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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不少人认为,这部影片能够公映,已经是制度上很大的进步。影片不是单纯的娱乐片,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陆勇所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医疗保障和社会进步。实际上,我国在扭转“药品价格贵、患者因病致贫等医疗问题”方面从未停止过推动进步的脚步。特别是近两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2016年以来,原国家卫计委、人社部针对专利、独家药品,分别组织开展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和国家医保目录谈判,第一、二批谈判目录共有39个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以上,并已全部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17个为抗癌药。2018年,我国将进口药品的关税降为零,并加快了境外药品的上市审批。影片的上映折射了国家继续推进重疾保障的决心。


人工智能崛起,25位影像医生败给AI


事件纪要

6月30日下午,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和中国卒中学会联合主办的“CHAIN杯全球首次神经影像人工智能人机大赛”全球总决赛打响。

 

来自全球25名神经系统疾病诊断专业选手组成的“人类战队”分为AB两组,分别与“BIoMind天医智”(下称BioMind)人工智能机器同场竞技。

 

A组有15名医生,每名医生需要在30分钟内对15张颅内肿瘤的CT、MRI影像进行判读及血肿预测,且在比赛最后10分钟可以相互讨论。BioMind同样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15名医生的工作。

 

B组有10名医生,他们需要对脑血管疾病CT、MRI影像判读,每名医生需要在30分钟内判读3张片子。BioMind需要在30分钟内判读30张片子。

 

两轮较量过后,BioMind在准确率方面完胜医生组。且两轮比赛BioMind用时仅为医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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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工智能的崛起,而不要产生对立性思维,因为无论医生胜还是人工智能胜,对于医疗界和广大患者都是一件大好事。目前我国影像科整体人员缺少,工作的负荷都很重,如果AI可以应用到临床,一定能够减轻一线医生的工作压力,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医疗科技的进步,旨在帮助医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而不是取而代之。正如一位比赛选手所说,“如果医生赢了,就是医生赢了,机器赢了,医生就多了个好帮手。”


不能证实未改病历,医院被判99万元


事件纪要

2017年4月,市民于某被诊断出早期肝癌,并到大连某医院肝胆外科住院并手术,术后出现急性肝、肾损伤,于2017年5月离世。于某的妻子和女儿一纸告书将大连某医院诉至法院。近日,法院对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作出判决:医院无法举证未改病历,存在过错;医院赔付死者家属99万元。

 

于某妻子认为,外地专家在术前没对患者做必要的针对性检查和评估,违反诊疗技术规范,匆忙进行肝癌切除术。并在手术未结束时专家便离开手术台去赶飞机,导致于某术后认症处理不及时,救治不当,治疗无效死亡。且于某在医院的电子病志资料被修改了,不具真实性。

 

医院认为,术前的评估、术式的告知是充分的,还在术前讨论时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手术由外地专家与院方医生共同完成。对病历的司法鉴定结论,医院提出院方并无电子病历,只有打印病历。

 

法院认为因病历存在不真实的情形,致使被告的医疗行为与于某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司法鉴定无法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机构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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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法院在判处医疗纠纷的过程中应当理清患者死亡与医生操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因为病历存在术后编辑就判处医院承担过错,这样会导致本就脆弱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医院编辑病历意欲何为?原告本身就是医务人员,在专家没有进行必要检查之前是怎样同意进行手术的?外地专家提前离开是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这些才是案件的关键。如果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或者认为被告有能力承担就判处处罚,其实是对医疗行业的变相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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