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医疗能为看病带来哪些方便?“中日模式”告诉你
2018-06-27   健康报医生频道
6月22日,由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暨国家卫生健康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大会”在京召开。会上,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启动了国家级远程医疗协同平台,为合作机构和专家颁发了证书、聘书,建立了区域机构协同机制和专家合作机制。远程医疗协同网络的“中日模式”日臻成熟。
专科配合区域,突破“医院围墙”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启动了国家级远程医疗协同平台


据了解,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今年正式命名,其“前身”是1998年卫生部中日医院远程医学中心和2012年卫生部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


“中心运行机制是要突破‘医院围墙’的概念,一方面是以专科医联体和专病协作组的形式组建专科、专病远程医疗专家委员会。另一方面是国家级远程医疗平台联通各省、市三级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中心,形成彼此互联互通的区域性协同中心,分别对接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辐射基层,共同推进社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相关服务。”中日医院孙阳院长介绍,“远程医疗协同云平台和数据库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融合通信,执行较高技术标准,建立了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联动的协同体系。”


孙阳说,该中心已经连通31省市及澳门和台湾地区的3000家多家医疗机构,已经23个省级远程医疗协同中心、9个专科协同中心、76个地市级协同中心建立了业务互联互通,协同60多个学科领域的诊疗工作,每年完成急危疑难病例会诊超过6100余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远程培训和多中心临床科研项目。


“有意愿加入平台的医疗机构可通过中心官网(www.ntmchc.cn)自主注册,中心审核通过后,在线签署电子协议,给机构颁发协作单位证书,给专家颁发远程医疗会诊专家聘书,开展阶段性绩效考核。”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负责人、中日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兼远程医疗中心主任卢清君表示,此次建立的机构协同机制,主要是发挥各省市级医院在远程医疗中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协同作用,方便患者就近看病就医、就近会诊转诊,更要建立专科资源跨区域协同,促进医保异地结算,引入商业保险等社会资源支持分级诊疗。


同时,建立远程医疗专家委员会制度,将会诊转诊逐渐转变成为专科医师日常化的协同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10个专科委员会,并正在迅速扩展到其他专科专病,形成医疗会诊转诊协同、人才联合培养、多中心联合临床研究及重大疾病防控等学科建设的主力军。另外,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引入学术资源、技术资源、医保资源、社会资源,建立多方合作共赢的“”产学研用”联合创新模式,研究制定行业规范、标准和质控体系。

提升基层,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中日医院彭明强副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周恭伟副主任、中国移动集团政企分公司戴忠总经理、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常务理事和远程医疗信息技术分会李宁会长出席会议。


远程会诊转诊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心最直接的作用。“当然,这需要会诊双方医师的默契合作。比如基层医生要以病情为重,面子为轻,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远程会诊沟通;而大型医院在远程会诊指导中,要帮助基层进行医疗质量监督,提升基层能力的同时要避免过度‘虹吸’病源。”卢清君直言。


“我们建立了主责医师团队制,接诊转诊等协调工作直接由团队中的骨干负责,疑难病会诊等医疗决策和质量监督由主责医师负责。”卢清君介绍,这一模式权责明晰,在有质量保障前提下提高效率,预约会诊周期从7天缩短到不超过48小时,急危重症会诊不超过2~4小时。应急救援可在30分钟内从无到有建立全功能的远程医疗协同信息通道。”


不仅要帮助基层处理医疗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升基层医师能力。“要开展符合基层特点的人员培训。中心提出当前单项技术培训的重点是微创、内窥镜、B超等领域,据此每年有十几次的手术示教,仅去年就开展了16场学术直播,106期专科护理远程培训,并在110家医院之间开展了20场次远程教学查房。三场面向公众健康教育直播,有近150万人次在线观看,在甲型流感流行季节发挥了重要的科普作用。


另外,在健康扶贫方面,中心在贵州省首选试点,通过国家平台对接贵州省三家省级医院、5家地市级医院,11家区县级医院、22家社区级和乡镇级医疗机构落地,实现了试点地区村医全覆盖。“借助专科医师远程协同帮扶体系和医保大病保障体系,针对贫困家庭久治不愈的重大慢性疾病展开救助,提升基层重大疾病有效防控能力。”卢清君说。

制度给予保障,探索适宜机制

随着融合通信、量子通信、物联网、数据智能等技术迅速推进,远程医疗正在向着智能化协同模式的方向发展,以会诊业务需求驱动医疗数据共享,则是实现医疗数据互联互通的基础,而医疗数据质量和技术标准是促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基本保障。”卢清君介绍,中心建立了医疗数据共享规则,原始病历数据分别归各自首诊医疗机构保存和管理,中心只是病历数据索引目录的整合者和管理者,建立统一的数据使用和共享的审批管理制度,避免了医疗数据各种权益之间的争议;有利于专家委员会建立运行数据实时监控和质量监督机制,并研究多中心大型研究等学科联动机制。


稳定的业务模式是建立远程医疗物价标准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卢清君解释说,作为公益性项目,需要以邀请方、受邀方和运维方三者的运行成本为制定价格依据。按照服务单元付费是符合国家医改方针的可行方式。


“政策保障能发挥指挥棒的功能,在分级诊疗的大政方针下,三级医院的重点是急危疑难重症诊治,高级人才培养和创新研究,发挥学科引领作用;二级医院要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职能,培养优秀临床医师,开展规范化诊疗;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承担慢病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卫生健康保健等职能,是健康守门人,更是分级诊疗的入口。


因此,针对不同等级医院,政府考核指标要有针对性,比如疑难重症占比、药占比、死亡率等要针对不同的医院制定不同的考核机制和绩效目标,不能一刀切。上下转诊率要与抢救成功率等指标挂钩;以绩效考核指标来拉动上下联动、急慢分治;让智力劳动的价格落差成为撬动分级就诊的杠杆,实现群众自愿的分级诊疗格局指日可待!”卢清君说。(文/本报记者 王潇雨)


编辑制作: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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